周恩来随后提出算账、收权、归口等5条解决办法，责成李先念、习仲勋等人具体负责落实。他举一反三，从财政部门反映出来的问题联想到其他经济部门存在的问题，还讨论了工业、基建等问题，他在总结讲话中指出：“差不多半年的时间，我们综合平衡的工作做得不好，存在的问题比我们想得还更多。今天说一点个人意见，就是没有安排好，一千八（万吨钢）也好，一千六百五（万吨钢）也好，总得有个安排。这个安排就是主席说的综合平衡。旧的平衡打破了，在大跃进的基础上，新的平衡需要逐步建立，一放松就会出失调的现象。”针对清理基建项目，周恩来说：“采取断然措施，坚决砍掉，不要怕得罪人。”
     会议按照预先的安排，除了统一思想，还采取切实的措施，纠正“大跃进”以来积累起来的许多实际问题。谭震林当时评价这几天的会议说：“把经济关键问题都清清楚楚摆出来了，这样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了。这几天算账很重要，很有好处。总理把这个问题再讲一遍，很有必要。”
     在这阶段的会议中，整个来说，反“左”纠偏的呼声比较强烈。但也出现了不同声音。如有的人就提出：不能认为“大跃进”破坏了按比例发展的客观规律，那种认为指标越低越能落实的说法，实际上是以“落实”掩盖保守思想。甚至还有人直接指责周恩来，说落实指标就是泄气，是散布悲观情绪。
     所以实际上庐山会议一开始，周恩来就面临着许多矛盾难题。显然，“大跃进”以来膨胀的指标不降低是不行的，不降低就根本无法实现；但降低也不那么容易，你一说调整便有人放冷箭。这就迫使周恩来不得不在务实的同时还要小心地加以解释和说明，他在7月21日开会时针对“泄气”说：“我看不是。落实指标就是要把到底跃进多少回答一下。我只是把问题摆出来，并不是散布悲观情绪。我这个人这一点还有一点干劲吧？总是想搞好吧？我尽管犯过保守主义的错误，但是，你总是要搞好。现在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7月23日，他又在会议上强调摆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他说：“我希望把落实跟泄气两件事区别一下，不要说数字稍微降低一点就是泄气……只靠干劲，只能冲出一点来，干劲必须落实。”
     周恩来硬是顶着“保守思想”的无端指责，一边检讨，一边埋头做他想做的事情。只要能把指标落到实处就行，至于说自己什么无关紧要。他的高明之处在于，不直接回击那些对于个人的指责，不正面评价“大跃进”的得失，不过多纠缠思想和理论的是非，不刺激一些敏感的话题；而是用来自基层和部门反映上来的事实，来说明“大跃进”带来的虚夸指标、财政赤字、比例失调等严重后果，然后采取果断措施调整和补救。这体现了他作为一个成熟政治家和实干家的处事原则和艺术。
     事实证明，周恩来当时采取的态度和做法是明智的。而彭德怀采取的态度和做法就显得激烈。他7天时间里在西北组发言7次，许多话据说连负责记录的秘书们都“手指发抖”。他说：“要找经济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1070’（注：毛泽东提出1958年钢产量要达到1070万吨，2年内超过英国）是毛主席决定的，难道他没责任？上海会议他作了批评，说他自己脑子也热了一下。”“政治与经济各有不同的性质，因此思想教育不能代替经济工作。毛主席与党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我们党内总是‘左’的，难以纠正，右的比较好纠正；‘左’的一来，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 邓小平后来评论说：“彭老总的写信、说话，特别是说话，确有不妥当的地方。”胡乔木也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用那样一种态度提意见，确有不妥之处。当面心平气和地讲，不用赌气，情况也许不同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