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共政治纲领中的“台湾民族论”不能成立
     将台湾人民单独分列出来作为一个民族的提法，的确曾出现在1928年台湾共产党成立时的政治大纲中，该大纲是这样表述“台湾民族”的产生和发展历程的：“台湾的最初住民是野蛮人，（即）所谓的生蕃。在16世纪的前半期，西方的先进国家荷兰开始占领这个蕃岛的南部，西班牙则占领北部。这就是台湾殖民地历史的序幕。1660年代，被满清打败的郑成功率兵东渡台湾，把那些为数甚少的荷兰人和西班牙人逐出岛外。其后，生蕃逐渐受到压迫，土地渐受剥夺，终于全部为汉人逐入深山里。因此，台湾土地被郑氏家族及其部属分割占有。此后由中国南方移居台湾的汉人与日俱增。所谓台湾民族，就是由这些中国南方移民渡台后而产生的。”（台湾总督府警务局：《台湾社会运动史——共产主义运动》，《台湾共产党政治大纲》，创造出版社，1989年，第24～25页。）此后，台湾社会经过满清、日本的统治阶段，开始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台湾封建制度崩溃的关键，在于满清后期台湾与西方先进各国开始进行贸易，促使岛内商业资本逐渐抬头。台湾被割让给日本时，台湾民主革命派的抵抗行动，事实上是由资本主义化的中地主、商人和激进武士联合领导的。日本统治后，资本主义支配整个台湾社会；台湾资本家必须依赖日本资本主义而存在，使得民主革命未能完成，而封建色彩也还有残余。总之，“台湾民族经过这样的历史阶段，在特殊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被培养长大”（台湾总督府警务局：《台湾社会运动史——共产主义运动》，《台湾共产党政治大纲》，第26页。）应当说，台湾共产党政治大纲中有关“台湾民族”的论述，支离破碎，缺乏根据，难以令人信服。
     什么是民族？这是我们辨析台湾汉人是不是形成一个单独的“台湾民族”，必须首先弄清楚的理论出发点。长期以来被人们普遍接受的，是斯大林于1913年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中提出的“民族”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斯大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94页。）即民族是由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及共同心理素质四个基本特征结合而成的。斯大林还指出：“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唯一的民族特征，而只有各种特征的总和。”（《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298页。）斯大林民族定义中强调四个基本特征必须同时具备才能构成民族的观点，没有充分考虑民族产生和发展过程极其复杂性，没有充分反映民族的社会内容和社会结构。因此，这个定义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
     2005年5月，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将中国历史和现实灵活地同斯大林的民族理论相结合，对民族概念作出了新的阐释：“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来说，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的作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29页。）中国共产党关于构成民族六个共同特征的定义，是在总结中国和世界民族理论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既继承了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合理成分，又合理借鉴国内外关于民族的论述而提出的，可以说是集中国、世界的民族理论之大成。这个定义准确地阐述了民族这个人们共同体的内涵，具有科学的严谨性和普遍的适用性。
    下面笔者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定义对台湾是否存在“台湾民族”进行分析。
     从历史渊源上看，当时的台湾人，除原住民之外，都是大陆汉族移民及其后裔。早在宋元时期，大陆汉族移民就已经开始陆续移居台湾，尤其是到了明清时期，大陆出现了四次向台湾大规模的移民高潮。这四次移民潮的主体是来自福建的闽南人和广东的客家人，他们通过垦猎、商贸、随军、避战、婚嫁等方式陆续迁入台湾，并在台湾繁衍后代。这一点可以从台湾的人口构成中看出来，据1926年日本人进行的“台湾在籍汉民族乡贯别调查”可知，当时岛内汉人共有3751600人，占台湾总人口数的88.4％。其中祖籍来自福建省的汉人合计3116400人，祖籍来自广东省的汉人合计586300人，祖籍来自闽粤以外诸省的汉人合计48900人。〔日〕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台湾在籍汉民族乡贯别调查》，台湾时报发行所，1928年，第4～5页。这些具体数字不仅说明了台湾汉人与大陆汉人是同源一脉的血缘关系，而且还说明台湾汉人在台湾总人口中占绝对的多数。虽然台湾汉人历经几次外国殖民统治，但是与外国人通婚而带有外国人血统的则为数极少，根本改变不了他们的汉族血统。即使那些极少数与外国人通婚而带有外国人血统的台湾汉人后裔，只要还居留在台湾的土地上，那么他们便笼罩在台湾汉人的文化氛围与语境之中，也逐渐被台湾汉人所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