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台湾民族论”违背历史和现实，那么，它怎么会出现在1928年台湾共产党的政治大纲中呢？笔者认为，“台湾民族论”是日共照搬列宁的民族殖民地理论的产物。
    （二）台共纲领中的“台湾民族论”是日共照搬列宁的民族殖民地理论的产物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及其领导的共产国际十分关注东方各国民族解放运动。为了摧毁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组成国际反帝统一战线，列宁站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高度，提出了包括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共产国际和无产阶级政党应当支持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等重要内容的民族殖民地理论。后来，这一理论成为共产国际指导东方革命的理论基础。
     1920年7月，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决定将被压迫民族与殖民地的解放运动作为共产国际一项重要任务。因此，大会不仅要求“各国共产党必须直接帮助附属的或没有平等权利的民族和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63页），而且还要求各殖民宗主国的共产党，“都必须无情地揭露‘本国的’帝国主义者在殖民地所干的勾当，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支持殖民地的一切解放运动，要求把本国的帝国主义者从这些殖民地赶出去，教育本国工人真心实意地以兄弟般的态度来对待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劳动人民，不断地鼓励本国军队反对对殖民地人民的任何压迫”（《列宁全集》第39卷，第201页）。1922年11月，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东方问题纲领》。该纲领规定：“殖民地母国的各国共产党必须担负起殖民地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在组织上、精神上、物质上给予各种援助的任务。”（〔匈〕贝拉·库恩：《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1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第451页。）1927年7月，共产国际通过了由布哈林起草的《关于日本问题的纲领》，其中规定“（日本）共产党必须与日本的殖民地的解放运动建立紧密的联系，并给予他们一切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支持”（〔日〕日本共产党史资料委员会编，林放译：《共产国际关于日本问题方针、决议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第24页）。台湾共产党就是在上述背景下，由殖民宗主国的日本共产党协助成立的。
     1927年12月，日共中央就台共成立之事，专门召集台共建党骨干林木顺和谢雪红前往东京，对他们的建党工作进行指导。1928年1月，渡边政之辅、德田球一等日共领袖以林木顺、谢雪红提供的资料为基础，共同起草了台共的“政治大纲”与“组织大纲”（谢雪红口述、杨克煌笔录：《我的半生记》，杨翠华出版，1997年，第236页），然后交给了林木顺和谢雪红，并告诉他们以“日共台湾民族支部”的名义成立台湾共产党。于是，日共起草的台共政治大纲就到了台共创始人的手中。1928年4月15日，台湾共产党在上海正式成立，会上讨论通过的政治大纲，已由翁泽生翻译成白话文。后来，日本警视厅出示的证据也表明：“关于台湾民族问题的政治纲领，在（日共干部）市川正一那里发现的‘政治大纲草案’，与去年（1928年）4月上海总领事馆检举台湾共产党之际所没收的‘政治大纲’内容几乎相同。”（〔日〕山边健太郎：《现代史资料22〈台湾〉（二）》，みすず书房，1971年，第137页。）也就是说，台共政治大纲基本上只是日共提供的政治大纲草案的转译而已。由此可见，所谓的“台湾民族论”，其始作俑者，并不是台共，而是日共。台独分子宣称台共是“台湾民族论”的发明者，显然是有悖于历史事实的。
     日共为什么会在台共纲领中提出“台湾民族”的观点？笔者认为，这主要是受了列宁的民族殖民地理论的影响。在帝国主义时代，由于欧美列强压迫其他民族已成为普遍现象，因此，列宁提出了将全世界划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两大阵营的重要思想。他说：“帝国主义的特点，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就是现在全世界已经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人数众多的被压迫民族，另一部分是少数几个拥有巨量财富和强大军事实力的压迫民族。”（《列宁全集》第39卷，第229页。）为此，他告诫国际共产主义者，特别是拥有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人，不应忘记“殖民地人民也是民族，谁容忍这种‘健忘精神’，谁就是容忍沙文主义”（《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57页）。当然，就绝大多数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国家来说，列宁将世界划分为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的论断无疑是正确的。由于当时台湾处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之下，台湾人民深受日本殖民者的剥削与压迫，根据这一事实，日共机械地照搬列宁的民族殖民地理论，将台湾社会划分为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即日本民族和“台湾民族”。然而，台湾作为日本殖民地，却有着它自身的特殊性（它不是一个独立社会，也不是以独立的国家与民族被殖民地化），台湾是日本帝国主义凭借不平等条约从中国分割出去的，台湾人民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它不同于一般的殖民地人民。日共正是忽视了台湾的特殊性而生搬硬套列宁的民族殖民地理论，从而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由于台共是日共的一个民族支部，忠实执行日共的各项指示是它的义务，这就是台共接受日共提供政治大纲中的“台湾民族论”主张的缘由所在。
     1980年，台共领导人苏新在其未发表的遗稿《关于台独》一文中，以当事者的身份，解释并说明了当年台共纲领中“台湾民族”所指为何。他说：“我们这里说的‘台湾民族’，指的是居住在台湾的‘汉民族’和‘高山族’，并不是指别的什么‘台湾民族’。因为世界各民族中，不论是政治学上，或人类学上，从来也没有听说过有什么‘台湾民族’这个名词。”（苏新：《未归的台共斗魂》，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3年，第263～264页。）为了避免人们对1928年台共纲领中“台湾民族”的说法误解，1931年，台共再重新制定政治纲领时，便取消了“台湾民族”的说法，“把‘台湾民族独立’改为‘台湾独立’，删去‘民族’二字”（苏新：《未归的台共斗魂》，第264页）。
     台湾人民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无论过去或是现在，都没有变异成为所谓的“台湾民族”。“台湾民族论”是日共生搬硬套列宁的民族殖民地理论而制造出来的，并不符合台湾的社会实际。日共提出“台湾民族论”的本意，是为了帮助台湾人民争取民族（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台湾地区的中华民族）解放，是针对殖民宗主国日本帝国主义而不是中国，台独分子有意套用日共“台湾民族论”来叫嚣台湾独立，分裂祖国，显然是对历史的歪曲或无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