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党中央批准了华北局关于对刘青山、张子善判处死刑的建议，用两颗子弹，宣示了反腐肃贪的意志和决心。
     这是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后，保持党政机关廉洁，反对贪污腐败的初战。尽管刘、张二人在民主革命时期有过功劳，但作为执掌着全国政权的党，必须对党内极端腐化堕落分子严加惩处，中共河北省委提出的处理意见说：若不严加惩处，我党将无词以对人民群众，国法将不能绳他人，对党损害异常严重。
    就在这两声枪响之后两个月，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反贪法律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公布施行。
    4A特急电报
    1951年11月29日，一份标有四个字母A的特急电报，由华北局呈达中共中央。
    电文传到中南海时已近午夜。中央办公厅按规定程序送到毛泽东的办公桌上时，已经是11月30日凌晨。
    夜间工作、批阅文件是毛泽东多年的习惯。而面前的这封电报，让他震怒不已。
     电文的标题是《河北省天津地委贪污浪费现象严重拟将刘张逮捕法办》。“刘”指的是前任天津地委书记、时任石家庄市委副书记的刘青山；“张”是时任天津地委书记兼行署专员的张子善，二人“总计贪污挪用公款约二百亿元（旧币）”“日常生活铺张浪费，任意挥霍”……
     1951年的11月间，毛泽东的案头已经收到了大量类似内容的文件和报告。中国共产党刚刚取得政权，腐败现象就开始滋生，这让毛泽东先是震惊，继而愤怒。
     毛泽东对新中国成立后党内可能出现的腐败蜕化现象早有警觉。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出了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和“两个务必”的重要思考。在讲话中，毛泽东提前做了预见：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此话不幸言中。
    有籍可查的第一份直接反映党内腐败现象的报告，来自中共中央东北局，送达党中央的时间是1951年的11月1日。
     东北是全国解放较早的地区，作为一个大行政区，比其他地方早一年进入和平建设状态。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也就较早地由可能性转变为现实。
     东北局书记高岗在报告中列举了在运动中揭发出来的一些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行为，其中提到：沈阳市仅在部分单位中就揭发出3629人存在贪污行为；东北区贸易部检举和坦白的赃款高达5亿元人民币（文中除有注明的外均使用旧币制单位，每一万元约为新币制人民币一元）。
    针对这种现象，从9月份以来，东北局一级机关和各省市先后开展了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义的运动，取得了良好效果。
    在高岗的报告上，毛泽东作了这样的批语：“再不进行大规模的反腐败斗争，我们就会犯大的错误。”
    这份批示签发于11月20日，仅仅10天后，就接到了反映刘青山、张子善“大的错误”的特急电报。
     毛泽东的愤怒是可想而知的，他当即以中央名义拟出电报稿，不但回复华北局，而且转发中央各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措辞极为严厉：
     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
     次日，毛泽东通宵未眠，拟就了长达7000多字的《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
    新中国成立后的党内第一次廉政风暴就此展开。
    两个“功臣”
     “三反”运动伊始，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就成了具有“风暴眼”意味的大案要案，除了贪污数额特别巨大之外，更惹人注目的是这两个人的特殊身份——他们都是身居高位要职、从战火硝烟中走过来的革命功臣。
    刘、张二人的身世经历，在河北省人民法院的案卷中是这样写的：
     大贪污犯刘青山，36岁，男，河北安国县人，雇工出身，193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参加高(阳)蠡(县)农民起义，被国民党反动政府逮捕入狱。历任冀中区任河县委书记、八地委组织部长、地委书记、天津地委书记。被捕前任石家庄市委副书记。
     大贪污犯张子善，38岁，男，河北省深县人，学生出身，1933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翌年被国民党反动政府逮捕入狱，曾作绝食斗争与卧轨斗争。历任献县县委书记、八地委组织部长、十地委书记、天津地委副书记兼专员，被捕前任天津地委书记。
     对于刘、张二人在解放前的历史，中共河北省委在开除二人党籍的决议中，也有一段评价：“刘青山、张子善参加革命斗争均已20年左右，他们在国民党血腥的白色恐怖下，在艰难的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多的人民解放战争中，都曾奋不顾身地为党和人民群众的解放，进行过英勇的斗争，建立过功绩。”
    在两个人的履历中，都不乏历经考验而信仰坚定的亮点。
     刘青山1931年入党，1932年秋参加河北省高蠡起义时才16岁，后常被人说成是“红小鬼”，即由此而来。他稚气未脱时，便已在鬼门关口走了一遭。
     高蠡起义时，刘青山所在队伍打出的番号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一支队。不过，高蠡起义很快被镇压，这支红军队伍的存在也非常短暂。
     起义失败后，数百名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被屠杀。刘青山曾和十几名红军战士一同被绑赴法场，刽子手用铡刀一个接一个地将他们的头铡下。在法场监刑的一个国民党军的团长看到刘青山还是孩子模样，也许是认为抓错了，也许是动了恻隐之心，骂了句“滚蛋”就把他放了。死里逃生的刘青山甫得自由，便继续投身革命。
     而据张子善在河北深县师范学校的一位不具名的同学回忆，张子善在学校时就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开展学生运动。当时是1933年，正是共产党遭遇白色恐怖的革命低潮期。
     后来，张子善因叛徒告密而被捕，这位同学曾去监狱探望。张子善在狱中向他表示，自己已经抱定了必死的决心，并悄悄嘱咐这位同学：“赶快回去把我藏在宿舍里的一个小箱子里的书信、文件销毁了。”这位同学翻开他的笔记本，看到里面写着这样几句：“我这个穷学生，为什么辈辈穷，有了×××，前途才光明。”这三个“×”号，指的就是共产党。
     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张子善才趁乱逃出了监狱，重新找到了党组织。而在这一年，刘青山被选送到延安抗大学习，继而回到河北，在发展抗日武装和创建革命根据地过程中发挥了突出作用。
     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年8月，刘青山来到新组建的中共河北省天津地委任书记。和他“搭班子”的是张子善，任地委副书记兼行署专员。
     “地委”和“行署”是新中国成立后地区一级党委和政府的简称，级别在省以下，县以上，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天津地区并不属于直辖市天津，而隶属于河北省，下辖静海、大城、永清、宝坻等11个县和杨柳青、汉沽、胜芳三镇，人口400多万。
     曾与刘青山、张子善接触过的战友、同事回忆，刘青山人高马大，体壮气粗，性格粗豪，爱讲粗话，常骂人，而张子善刚好与他相反，面皮白净，性格开朗，喜欢开玩笑，口才极好，善与人交往。
    刘青山、张子善就此成了执掌一方的党委、政府负责人，在历尽艰险才走上重要岗位后，他们却走上了腐化蜕变的不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