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关生产
     刘青山、张子善案件的刑事判决书里记录着他们的罪行，1950年到1951年的短短一年时间里，刘青山、张子善利用职权，盗用、贪污的钱款总计达171亿6272万元（旧币），相当于现今人民币171万余元。
     仅凭数字，现在的人们很难真切感受到刘青山、张子善罪行的触目惊心。我们不妨做一下换算：按当时的币制标准和市场物价指数，这些钱可买粮食近2000万斤，可买棉布800万尺，足够50多万人吃一个月并做一身衣服。如果折合成黄金，171亿元在当时可以购买将近一吨！
     在刘青山、张子善大肆贪污盗用国家财产的时候，正值抗美援朝时期，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在全国巡回义演，为志愿军捐款15.2亿元，购买了一架战斗机——同样的战斗机，刘青山、张子善贪污的巨款可以购买十架！
    那么，刘青山、张子善是怎样在两年中就搜刮敛聚起这笔巨额财富呢？这还要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机关生产”说起。
    所谓机关生产，就是党政机关进行的生产活动，这是一项在特定历史时期为解决国家财政困难而实行的特殊举措。
     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满目疮痍，百废待兴。恢复国民经济本就步履维艰，1950年，新中国又开始了保家卫国的抗美援朝。战争无疑让刚要起步的中国经济雪上加霜。1951年，财政部对全国财政状况进行了一次匡算，当年的财政支出要比概算增加75%，其中军费占55%，财政收支平衡计划将无法实现。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中央和各级党组织发起了机关生产活动，借以弥补国家财政的不足。
    然而，刘青山、张子善的眼睛却盯向了机关生产所产生的效益，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把这条富国之路变成了自己的生财敛财之道。
     平时很少去杨柳青地委机关办公的刘青山，惟独对机关生产极为热衷。他把地委的生产管理处设在了天津市内，自己亲自坐镇指挥。平时给机关工作人员布置工作，讲得最多的也是如何把机关生产搞好，他把机关生产的意义讲得非常直白：“现在是和平环境了，不要那么小气，先把机关生产搞好，开支什么也方便。”
     为了“搞好机关生产”，刘青山、张子善甚至勾结奸商、牟取暴利。1952年2月16日的《东北日报》曾披露了这样一件事：一个名叫张文仪的女商人和刘青山搭上关系，借着刘青山的影响和天津地委生产管理处做起了生意。
     张文仪卖给天津地委生产管理处一批复写纸，自己赚了9600万元。随后，她又当起中介，介绍吉林省财政厅驻天津推销处用更高的价格买下这批复写纸。而张文仪的丈夫，就是吉林省财政厅驻天津推销处的供销科长。一出预谋好的“双簧”，一买一卖赚出的1.3亿元“利润”，就这样入了刘青山的腰包。
     类似这样轻易获得的丰厚利润，让刘青山、张子善的胃口越来越大。1951年，他们私自挪用公款49亿元，交给张文仪购买马口铁。张子善还亲自到汉口洽谈生意。而这笔钱被张文仪存入银行生息和其他的倒买倒卖，最终导致了21亿元的重大损失。
    除了这些投机倒把的“生意”，刘青山、张子善还有更利令智昏的行径——克扣国家救灾粮款。
     天津地区处于潮白河、海河、永定河、大清河下游，地势低洼，洪涝不断。1950年夏天的一场洪灾，几乎殃及了整个地区。河北省在1950年和1951年连续采取以工代赈的方式，治理天津地区内的河流洪涝。
     以工代赈是指群众出工治河、国家按工发放粮款补贴。这是在国家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既治水又给受灾群众以救济的应急之法。而刘青山、张子善却打着机关生产的名目，把以工代赈也变成了捞钱的机会。
     以工代赈刚开始实施时，负责粮款供应的天津地区供销社出现了220万斤粮食结余，结果被当成了“利润”上报。据说，当时张子善对此提出了严厉批评，说这是剥削民工。
     殊不知，张子善口是心非，他是以此为借口停止了专区供销社的业务，转而成立了一个“河工供应站”，直属机关生产管理处。机关生产管理处的这项新“业务”，仅在1950年秋就获得非法利润6亿元。
     刘青山的胃口更大。1951年，河北省又下发以工代赈的1800万斤粮食。刘青山跑到河工供应站，明确要求“赚30亿出来”。
     于是，从河工供应站售出的高粱米，每斤加价百元；咸菜每斤加价百元；油每斤加价千元……就这样也还是达不到刘青山布置的任务，供应站甚至用陈粮、坏粮顶替好粮。这种苛剥人民的做法，只有戏文中的贪官污吏才做得出，在当地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1951年12月30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刘青山、张子善盗窃国家资财的罪行》，除投机倒把、克扣国家救灾粮款之外，这二人还盗用“飞机场占地赔款”及国库粮，违法动支水利专款、骗贷银行贷款，挪用灾民造船款、公行贿赂、牟取暴利，对公有资产随意调拨侵吞……
    而机关生产获得的合法或非法的利润，就成了刘青山、张子善任意取用挥霍的“私人金库”。
    “刘青山思想”
     刘青山、张子善这样贪污腐化的党员干部，从他们第一次把手伸向不义之财时，就注定了要被党纪国法严惩的命运。从他们上任算起，仅仅两年时间，这桩新中国成立之初最大的贪污腐败案就被揭开了盖子。
    这一天来得很快，却并非一帆风顺。
     刘青山、张子善两人沆瀣一气，又以其职位在天津地区只手遮天。在天津地区，这两个人甚至被封上了“刘青山思想”和“英明领袖张专员”的称号。
     据《人民日报》1952年1月4日第三版《党的生活》专栏报道，“刘青山为压制党内民主，建立自己的封建统治秩序，曾这样无耻地说：‘我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天津地区的具体化!’这就是所谓的‘刘青山思想’。”
     “张子善说天津地委内只能有‘一个头’、‘一个领袖’。有一个无耻之徒竟在‘七一’纪念大会上高呼‘在英明领袖张专员领导下前进。’而张则对人说：‘应该向该同志学习。’”
     在“刘青山思想”和“英明领袖张专员”的影响和拉拢下，天津地区党组织的党风被严重败坏。不少党员干部中弥漫着比阔气、比享受、比生活的不良风气，贪污、腐败、挥霍等现象非常严重。在后来查处刘、张案件过程中，天津地区14个县镇中有10个县镇的主要领导干部受到处分。还有一些党员慑于刘青山和张子善的权位，对其所作所为敢怒不敢言。
    同时，更有一批坚持原则的共产党员，对刘青山、张子善的违法乱纪行为进行着斗争。
     刘、张案发后，专案组在天津地委的文件中发现了一封写于1951年年初的申诉信。根据信中叙述推断，作者应该是天津地区财委会的一位办事员。
     这位办事员发现刘青山、张子善在财务报销中存在问题，曾直接向张子善反映，反被张子善训斥一顿。办事员据理力争，与其大吵一架，又招致了长期的排挤、打击。这位办事员据此向河北省委写了申诉信。然而按照当时的组织原则，这封信要由地委转交，结果被暗中压了下来。
     天津地委组织部副部长卢铁，由于多次反对刘青山、张子善挪用公款进行所谓的“机关生产”，而在工作中屡受排挤。张子善还给刘青山献策，把卢铁调到安次县任县委书记。这种看似“提拔”的任命其实暗藏祸心。他们不但拔去了天津地委机关中的一个异己，而且“眼看防汛任务就要来了，他完不成任务犯错误，咱们再撤他的职。”幸而，未等卢铁“犯错误”，刘、张二人就为自己的错误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类似遭遇的还有天津地区行署教育科长李玉田、水利建设科科长刘立等。一批坚持原则的党员干部或被调离，或受排挤。刘青山、张子善一唱一和，在天津地委、专署独断专行，营造成了唯我独尊的“独立王国”。
     就像硬币的正反面，欺下的另一面，必然是瞒上。刘青山、张子善也印证了这一点。对上级领导机关，刘青山、张子善向来是“报喜不报忧”，成绩、功劳摆在前，缺点、错误瞒身后。
     刘、张案发后，时任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的杨秀峰在《人民日报》上做了《沉重的责任，惨痛的教训》检讨，文中言辞恳切而沉痛地写道：“我们的官僚主义作风严重。遇到报告写得好就觉得工作好。”“我们只偏于看他‘有办法’‘能完成任务’的一方面，而忽略了压抑民主的家长统治、欺上压下的恶劣品质作风的一方面。”“官僚主义是培养贪污浪费的温床。”
     在这种情况下，依靠天津地委来清除自身的毒瘤已无可能。但这颗毒瘤已到了非捅破不可、非割除不可的时候。最终揭开疮口的人，是天津地委委员、行署副专员李克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