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日本是近邻，这种地理位置使两个国家不论曾经出现过多少恩思怨怨，到头来还是难分难解。因此，从当时公开发表的舆论来看，赞成第一种和第二种意见的都很少，多数舆论倾向第三种意见。那么，占主流位置的第三种原则，究竟应该由哪些方面组成呢，作为国民党云南省党部机关报的《民国日报》，提出日本战败后同盟国家应该负责实现的四项任务。这四项任务，实际上就是战后处置日本问题应当遵循的原则：第一，按照开罗会议决定，重划日本的国界。第二，要求日本对中国赔偿损失，以其能负担于短期内清付的数目为限。第三，根本解除日本武装，使之无法再发动战争。第四，在同盟国监视下，改变日本的政治制度，包括取消“主权在天皇”的政制，及废止黩武主义为中心的教育与宗教，使黩武主义永久从日本文化中消失。〔13〕
     云南《民国日报》总结的这四点，每条都与国际特别是亚洲和平息息相关，准确地概括了当时中国主流舆论在这一问题上的基本意见。不过，在如何实施，和实施的程度上，则存在着几种意见。
    三、对战后处置日本几个具体问题的认识
     战后处置日本诸问题中，惩治战犯、解除武装等已有诸多著述，不必赘述。这里，仅就影响当前中日关系的几个问题，介绍一下当年昆明知识精英的认识。
    一、民间赔偿损失
     开罗会议通过了中国对日收复失土的要求，但没有涉及到战后中国对日本的经济要求。作为经济学家的西南联大伍启元教授，认为战后这一点今后也必须加以满足，遂撰写了《中国对日要求赔偿问题》一文，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伍启元首先回顾了中国在甲午之役、义和团八国联军之役后，中国承担的巨额赔款，指出战胜国向战败国要求赔偿是习惯的做法。同时，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没有强迫的捐献，没有惩罚的赔款”表示赞成。威尔逊认为以往对战胜国向战败国提出赔偿要求的观念应当加以修正和限制，其要点就是战胜国不应要求军事赔偿，只应要求平民损失的补偿。正因如此，这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领袖对轴心国无条件投降后所应负担的赔款问题，一直保持沉默，伍启元认为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第一，“这次战争的目的，在消灭阻碍人类文化进展的法西斯主义和侵略主义，在树立一种永久的和平，而不在对轴心国复仇”。第二，“这次战争是全世界的开明势力企图以光明代替黑暗的一种斗争，目前在战争方面的牺牲，应该视为争取光明的代价，是不应向战败国取偿的。”第三，“轴心国战区中所有的非法残暴的行为，在占领区中所有的剥削的抢夺，及在一切区域中不合理地自陆、海、空三方面所加的同盟国平民的生命与财产的损失，至少在原则方面，同盟国是应该要求赔偿的”，因为“同盟国对这种野蛮的行为如果不要求赔偿，则无形中等于对这些行为加以鼓励”。第四，“为着使轴心国能够得到公平的待遇起见，凡同盟国军民因非法行不而致使轴心国平民遭遇损失，同盟国亦应对轴心国负担赔偿之责”。
     对于战后中国对日本提出赔偿要求，伍启元认为也应当遵守这些开明的原则，尽管日本根据《马关条约》强取了中国二万万库平两的赔款，又在庚子赔款中分得相当可观的数目，“但中国对同文同种和日本人民是应该表示宽大，应该放弃对军费的赔款要求”。但是，对于日本在中国东北、华北、东南、闽粤、华中等地，“所加诸中国平民的损失，所作的各种剥削，所抢夺的物资，及自陆海空三方面所加诸中国人民生命财产的杀害与破坏”，却是“不可宽恕的”。因此中国“不只应处罚对这些过失应该负责的罪犯”，“至少在原则上应使日本全部负担这些过失的赔偿”。〔14〕对于伍启元主张的赔偿原则，云南大学教授刘文典表示赞同。值得注意的是，与伍启元的留学德国身份不同，刘文典早年留学日本，对日本文化尤为熟悉，是当时昆明各大学中少有的资深“知日派”。所以，刘文典对于赔偿原则的认识，可以说代表了部分知日派的意见。
     刘文典在近代中日关系问题上，用了“世仇”两字。他说，“说句感情上的话，把三岛毁成一片白地，也不为残酷，不算过分”。但是，他紧接着又说，“关于国家民族的事，是要从大处想的，不能逞一朝之忿，快一时之意”。刘文典认为：“从东亚的永远大局上着想，从中国固有美德‘仁义’上着想”，我们也不应该有狭隘的报复思想。他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德法关系为例，说法国之所以能奋斗到底，全凭法国总理克莱孟梭的勇气毅力和火一术的爱国心，可是，克莱孟梭的“爱国心过于热烈”，就“流于狭隘，失之偏激”了。当年在凡尔赛会议上，美国总统威尔逊很有远识卓见地提出过许多方案，以杜绝今后的祸根，建立永久和平的基础。可是克莱孟梭“被他那狭隘的爱国心所驱使，对于战败的德国专施报仇雪恨的手段，一味的要逞战胜者的威风”，以致“忘记了胜败强弱都只是一时的事，历史是转变不已的，报应是循环的”。结果，由于维廉一世有意选择围攻巴黎的日子，在凡尔赛宫举行德意志帝国皇帝继位大典，法国也非要在这座离宫里签订和约不可。后来，“法国战败求和，希特勒也就偏要在当年德国俯首求和的地点，偏要在当年福煦元帅威迫法国代表的那一辆火车上，威逼法国的代表”。刘文典认为这些小事情“清楚明白的表现出两方面复报不已的心理”，正因为“克莱孟梭一味的要报普法战争的仇恨，全不顾虑到德国人后来的报复”。到头来“把一个德意志国家，日尔曼民族，逼迫到无路求生的地步”。〔15〕
     根据这个历史借鉴，刘文典提主张“对于战败的日本务必要十分的宽大”，理由是“发挥我们中国固有的尚仁尚义的美德”。具体地说，即“中国将来在和平会议上，不但不要用威力逼迫这个残破国家的遗黎，还要在伐罪之后实行吊民，极力维护这个战败后变得弱小的民族”，因为“这个民族自立为一个国家已经一二千年，我们既不能把他根本夷灭，改为中国的一个省分，依然让他做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也就应该有个待国家之道”。刘文典还说：“根据罗斯福总统、邱吉尔首相和盟邦议定的大西洋大宪章，日本这国家也应该享有他应有的权利，也应有一份资源还是要留给他的。这是此次大战远胜于前次大战的地方，也是世界政治上的一大进步。我们当然热忱拥护这一点。”〔16〕文末，刘文典强调：“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大国家民族的关系，是东洋和平的础石，今日应付处理稍有失当，就会种下将来无穷的祸根。德意志和法兰西的循环报复的历史可为殷鉴。我希望我们贤明的政治家和各界人士，对于这个大问题，总要把眼光放大放远，平心静气的筹划一番，作一个可以垂之久远的打算。”〔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