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典主张在战争赔偿原则问题上应持宽大态度的意见，并非一家之言，西南联大教授主办的《当代评论》也赞成这种开明主张。这份在学术界颇有影响的刊物，为此专门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对日本应有的态度》的社评。社评说，“在战争时期，一个从事战争的国家对敌国的态度，通常容易犯两种错误”。一种错误，是“感情用事地主张尽量惩罚和压制敌国，使敌国永无翻身的一日”，结果“在情感主义支配之下”，两个国家往往会“结下百年不解的仇恨，使战后的世界无法走上永久和平的康庄大道”。另一种错误，是“空想主义的毛病”，由于战争时期人类受到巨大惨劫，于是一些开明分子“希图将来能够树立一种和平的世界，使本国与目前的敌国都能和平相处”，但是他们“忽略了现实的环境，或者只重空想而不切实际，或者只谈崇高的理想而缺乏可以实施的具体方案，结果不但不能使他们所追求的理想得到实现，而且反因他们的意见而增加局面的纠纷”。社评告诫在对日本的态度上，“必须避免情感主义和空想主义，而应以理智和现实为基础”，这就是要“理解‘国与国间，无百年不解之仇’，中日两国同文同种，是所谓兄弟之邦，在理论上两国是没有不能和平相处的道理。我们对于日本军阀发动侵略战争，企图消灭中国，致使中国人民遭受有史以来的最大痛苦，当然是十分痛恨的。但我们不应因此就主张消灭日本，或使今后若干世代中的日本人民分担目前日本军阀的过失”。社评还引用了《大西洋宪章》中的第六原则，即“待纳粹之专制宣告最终之毁灭后，希望可以重建民主政府，使各国俱能在其疆土以内安居乐业，并使全世界所有人类悉有自由生活，无所恐惧，亦不虞缺乏之保证”，认为这个原则“也应同样地应用于日本”。〔18〕
     赞成放弃军事赔偿，只索赔民间损失的伍启元，根据这一原则开列过一个赔偿清单，它共包括十四个项目：“（一）日本（指日本政府、日本军队、日本人民、日本所支持的伪组织及汉奸）在战区及占领区（包括东北）中对中国人民所抢夺、征取，以及少数代价强购的粮食、牲口、原料、矿产品、制造品、房屋，和其他物品，应全部作合理的赔偿。（二）日本在中国境内对中国工厂矿场所加的破坏，及对战区或区中对工厂矿场所作的抢夺或迁移，应全部加以赔偿。（三）日本在战区或区中对中国交通的破坏及对中国交通工具的抢夺、征取，与移动，应全部加以赔偿。（四）日本在中国沿海沿江所给予是中国船艘及渔业以各种损失，应由日本负责赔偿。（五）日本在战区及占领区中对中国农民强制改变生产及因其他压迫而引起的损失，应加以合理的补偿。（六）日本对中国平民的生命与财产自陆空水三方面军事侵略所加的损害，应全部加以补偿。（七）日本在中国有计划地施行毒化政策，强制人民种植毒物及吸食毒物。此种政策违反人类道德及国际协定。将来中国因消毒（消除日本毒化政策）所须之各种费用（如戒烟院之设备等），应全部由日本赔偿。（八）日本在历次战争中所抢夺中国的古物及有历史价值的物品应全部加以交还；日本对其他中国公物的夺取，亦应全部交还。（九）日本在中国境内对中国大学及文化机关所作的破坏，及在战区与占领区对中国大学及文化机关的一切损害，应全部赔偿。（十）日本在战区及占领区对中国的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所掠夺的白银准备、外汇准备。及其他资产，应全部交还。（十一）日本所发的一切敌伪钞票，应于中国政府收回后，由日本依法给以黄金兑现。（十二）敌伪在占领区中所征收及接收的一切罚款、租税，及其他收入，全数应交还中国。（十三）日本在战区及占领区对中国人民的虐待，对中国人民强迫劳役，对中国人民征兵，和对中国人民的屠杀奸淫，应对全部损害加以赔偿。日本对俘虏的非法待遇，亦应列入这一项范围之内。（十四）日本在亚洲各地对华侨生命财产的损害，应全部加以赔偿。”〔19〕
     这十四个项目，究竟折合多少赔款呢，伍启元也感到极为困难，但他还是按照保守的估计做了一个统计，结果工矿损失8亿美元，交通损失6亿美元，沦陷区人民和亚洲各地华侨财产损失5亿美元，金融损失8亿美元。上述相加，为27亿美元，以1937年美元比价折算，最低也达20亿美元。伍启元说，“在此必须指出：这个数目的缺点是过于保守，而绝不会估计过多的”，而事实上较为合理的估计，是40亿或60亿美元。这些，还不包括日本在历次战争中抢夺中国的文物、书籍、及设备公物等，也未包括对占领区中国人民的屠杀奸淫虐待、强迫劳役与服兵役、对中国俘虏非法待遇，和所施行的毒化政策。〔20〕由于这些事件损害的数目，带有战胜国的主观判断，难有客观标准，因此他不愿加以推测。
     对于军事损失以外的赔偿，《当代评论》亦持赞成立场。它认为免去日本对中国战费的赔偿，只是为了表示宽大，但如果不向日本提出归还“他们在中国所劫夺的资产，或不必负担他们能力所及的对是国平民的损害赔偿”，那岂不“变成侵略及罪行的鼓励者了”。站在这个角度，它主张“至少应该在原则上强使日本这一代的人归还日本所劫夺的财产，并负担他们侵略所引起的损害赔偿”。〔21〕
     《当代评论》的这个认识，完全符合情理，但刘文典却不以为然，他认为既然对日本宽大，经济赔偿也不必要提出，因为无论哪种经济赔偿，最终“实际缴付赔款的是无辜的后代人民，而不是战争的责任者”，“何况近代战争都是倾注全部的金钱物力，打得民穷财尽，才分胜负。再要战败国的无告穷民支付那天文学上数字的赔款，事实上也是办不到的”。〔22〕刘文典的这种态度，可以说是彻底宽大派的意见。
     不过，刘文典虽然主张放弃经济赔偿，却出人意料地提出文化赔偿问题。他说：提到“文化”两字，真令人按捺不住感情。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这次世界大战，“无论打得怎样猛烈，两方总还多少顾惜一点文化。英美的空军固然不肯轰炸柏林大学，就以德国那样的野蛮，也还没有肯炸牛津、剑桥和大英博物院、巴黎图书馆，因为双方都以文明自居，一面也以文明国待敌人”。可是，唯有日本“把中国视为一群野蛮人种，自从开战以来，日本空军一味愿（闻：闻案“愿”为原文，当进行技术处理）要毁灭中国的文化机关，故意的、有计划的专拣中国的大学图书馆做投弹的目标，这真是世界历次战争上所没有的野蛮残忍手段，人类历史上的耻辱。”刘文典认为“中国这回所受的物质上的损失固然极大，但是那些都还是有形质可计算的，也就是有方法可补偿的”，而“文化上的损失，这是无数字可计算的，无方法可补偿的”。他发问到：“假使大英博物院、巴黎图书馆被毁，柏林大学、牛津剑桥被炸，试问赔多少万亿金镑可以抵补呢”。他历数了日本对中国大学、图书馆、博物院的有计划毁灭，痛心地说“秘笈珍本，天球河图般的实物都是我们先民遗留下来的祖产，世界文明上的遗迹，绝不是任何数量的金钱物资所能赔偿万一的”，“日本既对世界文明犯了大罪，就应当教他把他们所保存的‘文物’拿来赔偿我们”。关于文化赔偿的办法，对日本十分熟悉的刘文典如数家珍，说“近几十年来日本财阀倚仗着金钱，乘中国民穷财尽，用巧取的方法，贱价收买去的文物，如岩崎氏的丽宋楼藏书，住友氏的多钟鼎尊彝，都是中国的鸿宝重器，不能让他永远沦于异域”。另外，帝室图书寮所藏的宋版唐钞、金泽文库收藏的儒释典籍、正仓院的千年古物等等，也可以用作赔偿。这番话当然是带着气说的，因为他在文中马上又承认“并不一定是对的”。〔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