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对日索赔，是一个牵扯面极广的问题，它既需要体现国家和民族利益，也需要着眼维护战后永久和平秩序，而且实施的具体措施也需要有相对的可行性。对于这样一个关系重大且复杂的问题，像伍启元那样能够开列出赔偿项目者，已实属难得，因此不必苛求民间没能提出更具体的意见。
    二、收回领土失地
     人口众多，地域狭小的日本，在对外扩张中有一个特点，即就是强迫战败国割让土地，台湾、东北三省就是这样沦入日本之手的。战后收回失去的领土，是中国的权力，这一点在开罗会议上已经得到共识，因此收回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失土问题，并不是处置战后日本问题讨论的中心。
     按照近代史上中日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做法，战败国除了赔款，还要割地。当时，个别人也产生过战后占领日本本土的意见，刘文典曾说：“说到割地，真令人不得不痛恨日本”，“如果讲报复，就把日本国完全灭掉，改为中国的一省，也不为过分”。当然，刘文典并不主张割地，他认识到尽管日本曾经侵占了中国许多土地，但这次反法西斯战争是“义战”，是“要维护世界的文明，正义”，因此“战事终了之后，我们只要照我们的古训‘光复旧物’，‘尽返侵地’”，“绝不想索取日本的领土”。再说，“日本原来自有的区区三岛，土地本也无多，他的本土三岛，我们纵然一时占领，也无法享有他的土地，治理他的人民”。所以，“论势论理”，中国“都不必要日本割地给我们”。〔24〕
     不过，刘文典认为有一个地方必须据理力争，那就是琉球。他说：“琉球这个小小的岛屿必然要归中国，这件事千万不可放松”，他希望国民政府和国民都要坚持这一主张，务必把琉球收回来。琉球是一岛国，自古以来与中国就有关系，文化上深受福建、台湾影响。明代时，成为中国的藩属，已达五六百年之久。后来被日本蕯摩藩占领，后并入日本版图，改为冲绳县。刘文典回顾了蕯摩藩占领琉球时琉球国王派遣使臣到中国向李鸿章求援的经过，说使臣“前后上的禀牍之令人泪下发指”，他“天天到天津总督衙门前跪求，其惨烈的情形（闻案：原文只有“形”，其前似脱一“情”，径补）真好比申包胥的秦庭痛哭，到今天还在历史上留下一幕悲剧”。〔25〕
     对于日本吞并琉球的理由，刘文典也加以驳斥。他说：“当时琉球使臣上书李鸿章的禀和说帖，对于日本所提出的种种理由，都逐条的详细驳斥，案牍具存，可以查考”。日本当时提出的最大根据，只是琉球人使用日文的五十字母。刘文典认为这个理由很可笑，因为“日本人自来都用汉字，如果琉球人采用日本字母就该属日本，那么，日本也就是我们中国的藩属了”。还有，欧美各国都用罗马字，难道全该属罗马吗。比利时使用法文，却不隶属法国。瑞士一半用法文，一半用德文，自古以来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诚然，琉球虽然与中国明清两代保持朝贡关系，日本吞并琉球，也未得到中国承认。但是，琉球并未成为中国的领土，刘文典主张收回它，主要是从国防意义上提出的。他说：琉球地居中国正东的海上，首都那霸是个可以停泊大军舰的天然良港，琉球若继续属于日本，则其很可能被当作海空军根据地，使中国东南沿海各省都受到威胁，连首都南京也难得到安全。如果将来飞机的制造更加进步，活动半径更大，则整个长江流域都可受到琉球的控制。“反过来说，琉球若归我们中国，也就可以控制他的三岛”。〔26〕
     刘文典的上述观点，虽然没有引起讨论，但不失为一种见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琉球被美国托管，直至1972年，美国才在未涉及主权前提下，将琉球的管理权“转交”日本。现在，从国际法上说，琉球的地位仍未得到确认，如果当年刘文典的建议得到采纳，或者琉球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那么钓鱼岛争端就根本不会存在。
    三、改造日本政体
     战后解除日本武装和战争赔偿，是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必然措施，但真正的关键还在要使日本的政体不再成为产生军国主义的温床，彻底铲除日本再次对国际和平形成威胁的基础。因此，战后处置日本诸事中，最为核心的无疑是对日本政体的改造。曾为西南联大教授的政治学家罗隆基这一点尤为强调。他说：“这次世界大战的目的，在同盟国方面，是奠定世界民主的基础”，无论哪个国家，“有民主，将来世界就有和平，没有民主，将来世界就没有和平”，所以，无论是处置德国，还是处置日本，前提都应当是怎样使它建立起民主制度。〔27〕
     《当代评论》也持同样主张，它提醒大家不要以为“只要对日本表示宽大，则中日两民族便可以永久和平相处”，凡是了解近数十年日本现状的人，不能不承认“黩武主义和侵略主义在日本有极深固的势力”。对于这种“以侵略为民族理想及宗教信仰的国家”，如果不彻底消灭军阀主义与侵略主义，不在政治上建立宪政传统，不改变黩武主义的教育与宗教，则日本就有可能“再成为侵略的潜势力”，以至“不难在二十年或三十年后又再度成为危害和平的祸首。”〔28〕
     战后必须按照西方民主国家政治制度对日本政体进行改造，这一点同盟国家没有歧异，但直至战争结束也未拟定出具有操作性的方案。对中国而言，由于自身的民主制度也还停留在纸面上，这就使人们讨论日本战后建立民主政府、制定和平宪法等问题时缺乏底气，只能把焦点集中在与政体改造密不可分的天皇制度问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