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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此时的形势已难逆转。
     在1992年4月3日召开的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赞成1767票，反对177票，弃权664票，未按表决器的25票，投赞成票的共占出席人数的67%，超过2/3。
     “比需要的过半数还多451票。”李鹏在《日记》中写道。
     “三分之一的人反对、不投票，人代会上通过的决议，没有这样的历史。”李锐向本刊记者感叹。
     在这次会议上，台湾代表黄顺新向中外新闻界散发动议材料:“由于涉及领域宽广，未知因素太多，疑问不少，审议讨论时间太短，反面资料与意见的发表不充分、对工程建设的利弊尚难有深入、正确、统一的认识。因此，我们认为表决这样一个重大议案，应特别慎重，应将本案作重大议案处理，应有三分之二以上代表赞成才可通过。”
     在会议即将表决前，黄顺新突然要求发言，因未安排这一程序，黄未被允许，旋即退席。
     4月4日，表决通过后的第二天，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成员魏廷(时任长江委主任)的评论出现在《人民日报》上:“美国的胡佛大坝开始争论也很激烈，最后由罗斯福总统拍板。而三峡工程反复论证，现在又提交全国人大审议，这正是社会主义民主决策的充分体现。”
     上马复上书
     论战并未因全国人大表决通过而结束。
     1993年、1994年，李锐三次单独或领衔上书中央领导:“建议听一次反面意见”，“建议暂缓上马”，“建议继续论证”。
     “我最后一次上书，是在三峡开工(1994年12月正式开工)一年后，要它停工，那时停工还来得及。”李锐对本刊记者说，后来他被要求“服从大局”。
     李鹏在《日记》中写道，1996年4月14日，“朱镕基对我说，李锐给他打电话，要求中央停建三峡工程。他已报告江泽民同志，并对李锐作了工作，劝他不要搞串联”，“江泽民同志在电话里向我谈了几点:李锐上书要求停建三峡工程已被制止，要他从大局出发。”
     其后，李锐没再就三峡工程主动上书，但“给陆钦侃他们转交(的次数)多了”。
     可以查证的是，从1998年到2004年，陆钦侃、翁长溥等人至少四次上书。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