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78年4月22日，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提出了“择优录用”的招工原则。他针对招生、招工制度中的弊端明确指出:“今后，不仅大中学校招生要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而且各部门招工用人也要逐步实行德智体全面考核的办法，择优尽先录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06页。然而在顶替制度下，工厂对顶替进来的子女没有选择的余地，无法择优录用。许多单位在招收时不进行考核，将一些不符合招工条件的人录用，降低了工人队伍的素质。而且很多企业都不同程度地吸收了病残者、学业极差者、经过劳教并无明显转变的失足者顶替进厂，使企业职工素质下降。如仅北京汽车制造厂三年中共录用失足青年40余人，有些人进厂后旧病复发，其中一人再次被送去劳教。洛阳耐火材料厂的模型车间，100人左右，就有3个痴呆，都是顶替进厂的。全厂低智能、痴呆的十几人。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无异于背上了包袱。参见《人民日报》1986年11月9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青年问题研究组《顶替就业政策及其影响——北京市部分企业施行顶替的调查》《青年研究》1982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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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子女顶替造成就业机会不均等，违背了社会公平的基本原则。
实施子女顶替政策，确实在不同程度上扩大了就业容量。但是子女顶替所引起的这种就业机会是以“一顶一”或子承父业的“世袭”形式出现的，就业机会只为退休职工子女提供，对全社会提供的就业机会却是不均等的，使不少青年失去了平等选择职业的机会。这就挫伤了一部分青年的积极性。符合顶替条件的高呼“爸妈万岁!”不能顶替的情绪低沉。他们认为，表现好还不如父母好，造成人心浮动。
第三，子女顶替对学校教育、价值观念和社会风气产生了消极影响，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
职工退休子女顶替政策实施后，“读书无用”的思想在一部分学生中重新抬头，学校教育受到很大影响。例如，据天津市文教委员会教育处统计，1979年，在天津市区中学生中，因父母退休，中途退学参加工作的达22505人。这一状况发生后，天津市有关部门虽然三令五申，只有待业青年才能顶替，任何部门不得招收在校学生;学校要对全体学生负责，不得随便给学生开退学证明。但一些学生为了取得顶替资格，不经学校同意，擅自离校。由于没有退学证明，工厂拒绝接收，他们就长期“漂”在社会上，成了“流浪生”。仅市内6个区，这样的“流浪生”就有13700多人。《人民日报》1980年8月7日。这种情况，极大地影响了教学秩序和教育质量。
在顶替制度下，有顶职机会的子女把顶替进厂当工人作为最高目标去追求，因此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不认真读书学习，甚至浑浑噩噩地过日子。对于不少人来讲，读读书，然后等着接父母的班，这是人生最天经地义的事了。“过去只看行老几，现在只看父母五十几”;“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老爸爸”。这种价值观无疑影响了人的全面发展。
有些工人为了让子女顶替，千方百计托人情、走后门，请客送礼、拉关系;少数人甚至进行非法交易，买卖顶替名额，从而造成不健康的社会风气。一些职工退休心切，领导批准则罢，不批准就闹，增加了不安定因素。有些家庭出现了子女逼迫父母提前退休或退职的现象，这些都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劳动就业体制改革的深入，子女顶替制度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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