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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以来，我国劳动就业体制改革经历了由表及里的过程。也就是说，我国解决就业问题，首先是从“广开就业门路”开始的。1978年2月1日，邓小平在听取四川省委汇报工作时提出了“广开就业门路”的设想。他指出:“真正解决下乡知青问题，归根到底是城市工业发展。重工业发展以后，是不是开辟一些就业门路，比如轻工业、服务行业，都可以用一些人。资本主义国家服务行业可以用很多人，我们用的人很少。又比如发展旅游事业，可以用很多人。对多余人员的出路要多想些办法，只能靠自己多开辟门路。全国都要研究有什么门路容纳这些劳动力的问题。”《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61～262页。1979年6月，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劳动就业问题是当前的一个突出问题。要广开就业门路，要在全国大、中城市办好劳动服务公司，通过各种形式，陆续把待业人员全部组织起来进行就业训练和劳动服务《人民日报》1979年6月26日。。1980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劳动就业会议，提出了“在国家统筹规划和指导下，实行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即“三结合”就业方针。1981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提出着重开辟在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中的就业渠道。这样，最初几年，改革的侧重点是在企业外部，结合发展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等多种经济形式，实行“三结合”的就业方针，以经济增量来扩大增加就业岗位。实践证明，在实施“三结合”的就业方针之后，中国就业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1979年至1981年3年中，共安置2600万人;到1982年，已有24个省市自治区把1980年底以前积累下来的待业青年基本上安置完毕，从而使“文化大革命”期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都得到了就业岗位。据统计，城镇待业率从1979年的5.4%下降到1985年的1.8%，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待业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中国劳动年鉴(1992—1994)》，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1996年，第67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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