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田汉也并非为了个人恩怨而怀疑胡风。他只是出于一个地下工作者的警惕性，并且为鲁迅担心。但是，田汉的话事实上是对胡风极不负责任的，而且造成的伤害也是很大的。幸好鲁迅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他始终保持着对胡风的信任。

眼见田汉与鲁迅话不投机，一旁的阳翰笙赶紧将话题转开，空气始有缓和。接着他们又谈了一些别的事情。临别时，鲁迅从口袋里掏出一张100元的支票交给周扬说：“前清时候花钱可以捐官、捐差使，现在我身体不好，什么事也帮不了忙，那么捐点钱，当个‘捐班作家’吧。”鲁迅的调侃令在场者不禁失笑。

“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

这次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与鲁迅的见面，虽说中间因田汉的插话而使气氛有些紧张外，基本上还比较正常，特别是最后的氛围还比较和谐。鲁迅甚至在严肃的“左”派理论家面前，仍以捐钱的方式表达了自身的风趣与幽默。

一年多后，随着鲁迅与“左联”领导人周扬、夏衍等人的裂隙加深，特别是在“左联”解散问题上以及关于“两个口号”的公开论争中，这种矛盾则进一步尖锐化、公开化。而又因为“左联”最后一任行政书记徐懋庸的一封公开信，最终导致鲁迅对“左联”领导人的不满和失望。这种不满和失望，他在答徐懋庸的公开信中充分地表露出来，其中特别提到了一年多前与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在内山书店的那次见面。

鲁迅显然是带着很大的反感来描述的：

“……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即夏衍，作者注)约我谈话了，到达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即周扬，作者注)，还有另外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我问凭据，则说是得自转向以后的穆木天口中。转向者的言谈，到左联就奉为圣旨，这真使我口呆目瞪。再经几度问答以后，我的回答是：证据薄弱之极，我不相信，当时自然不欢而散……”

这便是影响深广特别是“文革”期间使用频率极高的“四条汉子”的典出所在。

这里不难读出鲁迅对4人的不满和嘲讽，而且是把他们作为“左联”的代表。

鲁迅与“四条汉子”同为左翼文艺阵线的领导者，为什么会有如此深的矛盾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在当时白色恐怖下，环境恶劣，联系不便，再加种种小道消息的传播和恶意谣言的挑拨，容易产生误会，而一旦产生误会又极不易消除。当时周扬等“左联”领导人都很年轻，缺乏一定的斗争经验，另外还有脱离实际的“左”的倾向，将“左联”变成党的组织，对鲁迅不够尊重。鲁迅看问题比他们深刻，他们反而不以为然，因而给鲁迅以“好唱高调、善搞宗派”的印象。另外，在历史转折过程中，左翼文艺阵线从反蒋的阶级斗争转向抗日的联合战线，大家都面临着种种复杂的矛盾，“左”的右的倾向交织存在，宗派主义、门户之见亦在所难免，故不可避免产生分歧。当然还有性格上的一些原因。

鲁迅直接给周扬写这封信，用意是很深的。其中虽然是批评芸生的诗，但很多话也是直接说给周扬听的。公允地说，刊物的主编并不能对所有文章负责，也就是说，作者的观点并不代表编者的观点，但作为“左联”刊物，周扬在选稿上还是有教训可吸取的。当然这时鲁迅对周扬的印象总的还是好的，但不久则渐渐变坏。原因是其间发生了一件令鲁迅特别不愉快的事。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