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9月，瞿秋白翻译苏联诗人别德讷依嘲骂托洛茨基的诗《没功夫唾骂》，并在《文学月报》第1卷第3期上发表。以后浙江宁波人邱九如以“芸生”笔名仿瞿秋白译诗创作了长诗《汉奸的供状》，并在《文学月报》第4期上发表。诗的本意是讽刺“自由人”胡秋原和“第三种人”苏汶的，但诗的字里行间充满了“丢他妈”、“当心，您的脑袋一下子就要变成剖开的西瓜”等辱骂和恐吓的词句。鲁迅、瞿秋白、冯雪峰看了，都觉得这种文风比较恶劣，应予以纠正。因为当时《文学月报》是周扬主编的，自然鲁迅对周扬发表这样的作品不免有看法。于是，鲁迅便以致《文学月报》编辑周扬一封信的形式，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这便是《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鲁迅指出芸生的诗中“有辱骂，有恐吓，还有无聊的攻击，其实是大可以不必作的”，“现在有些作品，往往并非必要而编在对话里写上许多骂语去，好像以为非此便不是无产者作品，骂詈愈多，就愈是无产者作品似的。其实好的工农之中，并不随口骂人的多得很，作者不应该将上海流氓的行为，涂在他们的身上。”鲁迅特别提到：“战斗的作者应该注重于‘论争’;倘在诗人，则因为情不可遏而愤怒，而笑骂，自然也无不可。但必须止于嘲笑，止于热骂，而且要‘喜笑怒骂，皆成文章’，使敌人因此受伤或致死，而自己并无卑劣的行为，观者也不以为污秽，这才是战斗的作者的本领。”

这封信，周扬后来将其发表在《文学月报》五、六期合刊上。

鲁迅直接给周扬写这封信，用意是很深的。其中虽然是批评芸生的诗，但很多话也是直接说给周扬听的。公允地说，刊物的主编并不能对所有文章负责，也就是说，作者的观点并不代表编者的观点，但作为“左联”刊物，周扬在选稿上还是有教训可吸取的。当然这时鲁迅对周扬的印象总的还是好的，但不久则渐渐变坏。原因是其间发生了一件令鲁迅特别不愉快的事。

鲁迅直接给周扬写这封信，用意是很深的。其中虽然是批评芸生的诗，但很多话也是直接说给周扬听的。公允地说，刊物的主编并不能对所有文章负责，也就是说，作者的观点并不代表编者的观点，但作为“左联”刊物，周扬在选稿上还是有教训可吸取的。

当然这时鲁迅对周扬的印象总的还是好的，但不久则渐渐变坏。原因是其间发生了一件令鲁迅特别不愉快的事。

当时“左联”有一份内部刊物《文学生活》，每期都要寄给鲁迅、茅盾等“左联”领导人。后来其中有一期未寄，鲁迅听说后托人找来这期刊物，发现这一期内容是总结1934年工作的，其中对“左联”工作中的缺点提得比较尖锐。鲁迅吃惊的是总结“左联”全年工作的报告这样一件大事，他竟然一点都不知道。难怪茅盾对此也忿忿不平：

“左联一年工作的报告，却事先不同左联的‘盟主’鲁迅商量，甚至连一个招呼也没有打(当然，也没有同我商量)，这就太不尊重鲁迅了。即使是党内的工作总结，也应该向党外人士的鲁迅请教，听取他的意见，因为左联究竟还是个群众团体。”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