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视田汉为同一营垒中所给予的“背后一刀”

在“四条汉子”中，鲁迅与田汉交往最早，这也许是因为田汉是早期创造社成员的缘故，但鲁迅对田汉的印象却特别的不好。

早在1921年8月29日，鲁迅在致周作人的信中就曾说“我近来大看不起郭沫若、田汉之流”。缘何看不起，不得而知，文人意气恐怕多少有点。夏衍也曾提到过：“我曾不止一次地听到过鲁迅对田汉有不好的印象。”鲁迅甚至对田汉的为人方式、性格作风也是有微词的。

田汉性格浪漫，狂放粗疏，率性而为，“才子”气颇重。这与深沉、冷峻的思想家鲁迅反差极大。对田汉放达张扬的表现，鲁迅自然难以接受。田汉小鲁迅17岁，算是晚辈。鲁迅对年轻人一向是较为宽容的，但田汉是“左联”成立时的七人常委之一，又是左翼戏剧界的领导人，故而鲁迅对他即不以普通年轻人视之。一次，内山完造在一家闽菜馆设宴欢迎日本左翼作家、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委员长藤森成吉，鲁迅、茅盾、田汉、夏衍等应邀作陪。酒过三巡，田汉酒酣耳热，便开始了高谈阔论。因为席间客人是日本朋友，便引出了他大谈日本唯美主义和恶魔主义作者谷崎的话题。田汉很带感情地讲起与谷崎的交游，以及对谷崎作品的分析，并且介绍自己刚刚译完的谷崎的小说《人与神之间》等。田汉有些情不自禁，口若悬河，手舞足蹈。藤森成吉虽对谷崎并没有田汉那样的兴趣，但出于礼貌，只有频频点头。而一旁鲁迅的脸色却早已不好看了。夏衍察言观色，有些为田汉着急，但兴头上的田汉依然谈兴不减。

“看来又要唱戏了。”鲁迅低声对夏衍说。夏衍明显意识到了鲁迅对田汉的这种反感。

鲁迅说完此话即起身告辞而退。在座宾主的难堪可想而知。

当然，这仅仅是鲁迅对田汉的不满，而以后发生的《社会月报》事件，则导致了鲁迅对田汉的愤怒。

1934年8月号的《社会月报》开篇刊登了鲁迅给曹聚仁的信，内容为谈“大众语”问题。此信原为鲁迅给曹的私人信件，曹后来交给陈灵犀在其主编的《社会月报》上发表。同期还刊有被鲁迅称为“革命小贩”杨邨人的《赤区归来记(续)》。杨原为左翼作家，第一任“剧联”党团书记，1932年宣布脱离共产党。杨的《赤区归来记》提到一对革命夫妇，并将他们的名字如实写出。田汉认为这是公开告密，是造成这对夫妇以后被捕的直接原因。田汉为了打击杨，阻止《社会月报》继续刊载杨文，想出了一条自鸣得意的“妙计”，即使用“责备贤者”的激将法。

之后，田汉化名“绍伯”在《大晚报》的《火炬》副刊上发表了《调和——读〈社会月报〉8月号》一文，认为鲁迅之信与杨邨 人之文同登一刊是一种“调和”，并挖苦地说：“鲁迅先生似乎还‘嘘’过杨邨 人氏，然而他却可以替杨邨人氏打开场锣鼓，谁说鲁迅先生气量窄小呢?”

田汉此说可谓毫无道理。鲁迅的信被别人拿去发表，同杨邨人的文章放在同一期刊上，怎么就成了鲁迅替杨邨人“打开场锣鼓”呢?鲁迅对杨邨 人脱离共产党，并从“左联”变成“第三种人”非常鄙视，其《答杨邨 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对杨邨人的批驳可谓淋漓尽致。而田汉却以一个十分牵强的理由称鲁迅与杨邨人“调和”，这就难怪鲁迅动怒了。特别是当他知道“绍伯”即田汉后，这种怒气可想而知。

鲁迅直接给周扬写这封信，用意是很深的。其中虽然是批评芸生的诗，但很多话也是直接说给周扬听的。公允地说，刊物的主编并不能对所有文章负责，也就是说，作者的观点并不代表编者的观点，但作为“左联”刊物，周扬在选稿上还是有教训可吸取的。当然这时鲁迅对周扬的印象总的还是好的，但不久则渐渐变坏。原因是其间发生了一件令鲁迅特别不愉快的事。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