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鲁迅谈话者为夏衍，鲁迅用“一位名人”替代，不无嘲讽之意。夏衍对自己成为“四条汉子”之一，特别是“文革”中“四条汉子”被“四人帮”利用作为整人工具一直耿耿于怀。夏衍耿耿于怀的还有鲁迅谈及“四条汉子”时那段情节的“失实”。

1979年底，夏衍特地撰文对此作了澄清。他在《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一文中，首先纠正了鲁迅在时间上的错误，将1934年的事情误写为1935年了。其后又对鲁迅“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一律洋服，态度轩昂”作了辩解。夏衍称：“到过旧上海的人都知道，内山书店所在地北四川路底，是所谓‘越界筑路’区域，那里既有工部局巡捕，又有国民党警探。在当时那种政治情况下，我们4个人在内山书店门口下车，会引人注意，所以我们的车子过了横浜桥在日本小学前停下来，然后4人分头步行到内山书店，而此时鲁迅是在书店门市部里间等着我们，不可能‘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的。‘一律洋服’也不是事实，其他3人穿什么我记不起来了，而我自己却穿着一件深灰色骆驼绒袍子。因为一进内山的日本式会客室，在席子上坐很不方便，就把袍子脱了，所以我还能记得。至于‘态度轩昂’，那时我们都是30上下的人，年纪最大的田汉36岁，身体也没病，所以‘轩昂’了一点可能是真的。这是干部向领导人汇报工作，是战友间的会见，既不是觐见，也不是拜谒，那么不自觉地‘轩昂’了一点，也不致犯了什么不敬罪吧。”

夏衍在45年后，还如此在意当时的细节，可见“四条汉子”之说在他心中留下的痕迹之深、创痛之深。

其实，这件事的细节本来是没什么意义的。正如学者房向东所说：“鲁迅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幽默的作家，他采用的是形象模糊的思维。夏衍在这里有一点像一个科学家，逐字逐句进行推敲。鲁迅说，今天好冷啊!夏衍跑到气象台取了资料以后说，不冷，鲁迅说错了，今天是12度，12度怎么算冷呢?”

“四条汉子”中，阳翰笙是当时的“文委”书记，与鲁迅的直接接触并不多，更没有与鲁迅有过矛盾和冲突。之所以列“四条汉子”，纯属那天同行之故。另外，在当时的文化统一战线方面，党内有“左”倾表现和“宗派主义”情绪，排斥非党作家，鲁迅对此始终反感。他将主管文化的阳翰笙与“左联”负责人周扬、夏衍等同等相视，这也完全符合鲁迅的思维定势。

关于“四条汉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是鲁迅语言风格的一种表现，是一种调侃，是一种幽默，也是一种嘲讽，是鲁迅心有不满的一种发泄形式。但在“文革”期间，“四人帮”以鲁迅批评“四条汉子”为借口，无限上纲，对“四条汉子”进行政治迫害。它成了某一历史时期若干人政治命运的象征，成了一条政治术语。这绝非鲁迅本意。20世纪30年代的鲁迅只是一个遭当局通缉的左翼文人，他既没有对同道中人一棍子打死的恶毒用意，手中也绝无以言治罪，甚至致人于死的大权。鲁迅绝对想不到，他的讽刺与幽默，日后竟成了一桩轰动全国的“文字狱”，竟成了“四人帮”致“四条汉子”于死地的工具。

随着“文革”被彻底否定，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四条汉子”已不再是“文革”那段特定时期的贬意词了。它是一个客观实在，是解读一段特定历史的钥匙，同时又是一段有着苦涩记忆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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