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左联”的党团书记是周扬，这就难怪鲁迅对周扬不满意了。由于周扬在“左联”的一些事务中表现出的对鲁迅不够尊重，以致于后来鲁迅常以“工头”、“元帅”来代称周扬。

鲁迅对周扬等“左联”领导人的不满，当时在左翼文坛已不是什么秘密的事。徐懋庸就曾说过，鲁迅在他面前多次提到对周扬的不满，并以1935年1月17日鲁迅给他的信为证。其信说：“今天得言，才知道先生尚在上海，先前我以为是到乡下去了。暂时‘消沉’一下，也好的，算是休息休息，有了力气，自然会不‘消沉’的，疲劳了还是做，必至于乏力而后已。我憎恶那些拿了鞭子，专门鞭扑别人的人们。”

以后徐懋庸非常肯定地说：“鲁迅那句‘拿着鞭子’的话，是指周扬的。”

这里还与萧军有些关系。萧军刚从东北来上海时，带了一本《八月的乡村》书稿，它反映的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故事。鲁迅很看好萧军的这部作品，并为之作序，帮助出版。而且鲁迅还与萧军夫妇个人关系非常好。《八月的乡村》出版后，周扬写了一篇书评，对其缺点多有指责。鲁迅对此较为生气。他对徐懋庸说：“你看过一个美国电影片子么?那是讲白种人在非洲‘探险’的事情的。白种人用暴力征服黑人之后，把黑人作为奴隶，却从黑人中挑选一个顺民作这些奴隶的总管。这总管，每当白人主子来察看的时候，就用鞭子打自己的同胞特别起劲，以表示对主子的忠诚。现在我们的人，对一个新出的作家的很有意义的作品，百般挑剔，而对于资产阶级作家，却很客气，这不是同那奴隶总管一样的么?”

1936年，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也就是第一次提出“四条汉子”的这篇文章中，对周扬的反感就更加直接了：“……因此，我倒明白了胡风耿直，易于报怨，是可接近的。而对于周起应之类，轻易诬人的青年，反而怀疑以至憎恶起来了。自然，周起应也许别有他的优点，也许后来不复如此，仍将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文章的最后，鲁迅又特别提到：“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是无药可医，于中国也不但毫无用处，而且还有害处的。”

周扬是一位职业革命家，他对“左联”的领导主要体现在党内组织系统上，这就与非党的鲁迅很难相交。特别是在复杂的环境中，又造成了周扬与鲁迅之间的沟通甚少，这就难免会产生误会。遗憾的是这种误会始终未能消弭。

“四条汉子”成为解读一段特定历史的钥匙

鲁迅对夏衍其实并没有很深的成见，他们之间也没有发生过可能产生不满诱因的事情。甚至对夏衍翻译高尔基的《母亲》，鲁迅还给了很高评价，认为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鲁迅后来对夏衍的不满，主要是将他与周扬捆绑在一起的。因为他与周扬当时都是“左联”的实际领导人。可以说“左联”部分领导人后来表现出诸多与鲁迅有矛盾和不快的事，夏衍都身在其中。这就难怪鲁迅后来用“一位名人约我谈话”而引出“四条汉子”。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