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经济
    除了前述漆侠的《宋代经济史》以外，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经济》一书，继张家驹之后，对宋代地域经济的不平衡问题作了相当深入的论述。尽管此书的某些论点可以商榷，但对两宋区域经济首次作了全方位的研讨，无疑超迈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在史识上别具慧眼。韩茂莉《宋代农业地理》一书的特点，是运用现代地理学的知识和理论体系，全面地研讨宋代的农业地理，在许多方面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此书重视对宋代的人口、耕地等作定量分析，但似须注意古代统计数字往往不准确的问题。贾大泉的《宋代四川经济述论》是在某些重要史料不足的客观困难下，对宋代四川经济作了尽可能详细的论述；他与周原孙合撰的《四川通史》第四册，又在此基础上，对宋代四川的政治、文化、经济等各方面，以及宋代四川在四川通史中的重要地位，作了全面论述。粟冠昌、许怀林、周宝珠、朱瑞熙、彭友良、王曾瑜等也发表了若干有关区域经济的专文。葛金芳《宋辽夏金经济研析》的优点，是试图从整体上建立自己的中国经济史宋辽夏金阶段的理论体系。但理论架构固然需要吸收别人的研究成果，却也同样需要对自己论述的各个细节，都在史料上作细致的爬梳。吴晓亮和林文勋主编的《宋代经济研究》是云南大学历史系宋代经济史研究的论文集。
    宋代是中国城市发展的重要阶段，不仅有一批人口超过10万的大城市，还有成千上万小市镇的勃兴。周宝珠的《宋代东京研究》一书，汇集的史料十分丰富，是系统、深入地研究北宋首都开封的力作，此书也致力于探讨中国城市发展史的某些规律。林正秋的《南宋都城临安》则可说是前一书的姐妹篇，也是一部力作。傅宗文的《宋代草市镇研究》研讨了两宋市镇的演变、分布格局、主要特征、市容风光、市政管理、市民类型、市场结构等问题，并编著了宋代草市镇名录。李春棠的《坊墙倒塌以后--宋代城市生活长卷》一书，从某种意义上说，已不局限于描述城市生活，其优长是对所论述的方面深入浅出，文笔流丽，别具一格。杨德泉、戴静华等有专文研讨宋代工商业组织“行”、“作”等问题。
    在手工业方面，柯昌基在50年代发表《宋代雇佣关系的初步探索》一文，提出了宋代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郭正中的《宋代盐业经济史》和李华瑞的《宋代酒的生产和征榷》是两部重要著作，盐业和酒业不仅是宋代手工业的两个重要部门，也是国家重要财政收入来源，并对社会生活有广泛影响，两书史料丰富，论述详备。王菱菱专注于研究宋代矿业，发表了《宋代矿冶经营方式的变革和演进》等一系列论文。度量衡的研究，对于古代经济史、科技史等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郭正中《三至十四世纪中国的权衡度量》一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了新的进展。但是，由于古代度量衡制的混乱和不精确性，似宜采用模糊数学的思维，刻意求精，有时也可能走向反面。
    在商业方面，姜锡东的《宋代商业信用研究》是一部别开生面的作品，此书从赊买，贷款，牙人和担保，交引和交引铺，榷货务等诸方面，论证了宋代商业信用从消费领域扩展到了生产和流通领域。林文勋的《宋代四川商品经济史研究》和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两书，着重论析了宋时两个重要的地区性市场。刘秋根在《两宋私营高利贷资本》等文的基础上，撰成《中国典当制度史》的专著，对古代一种特殊的金融业，作了系统论述。宋代无疑是中国货币史的重要阶段，已故前辈学者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是少见的质量较高的专史，其中对宋代的货币和货币思想作了较系统介绍。有关论文有李埏《从钱帛兼行到钱楮并用》、《北宋楮币史述论》等。高聪明就宋代货币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其他如汪圣铎、刘森、赵葆寓、王曾瑜等也有专文。车迎新和胡国瑞、刘森主编的《宋代货币研究》是一部专门的论文集。乔幼梅治史不以宋史为限，其《宋辽夏金经济史研究》涉及了宋代的货币、高利贷等课题，她的一大优点是在扎实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若干立论高远，甚至是出人意表的精辟见解。
    朱瑞熙《宋代社会研究》撮要性地论述了从社会经济、家族到理学、哲学等10个问题，提出了自己对宋代社会在中国历史发展长河中地位的见解。朱瑞熙是位研究领域广泛的学者，涉足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风俗等许多方面，对不少人们不经意的课题，他都有独到成果或知识积累，这是他的一大特长。在社会风俗方面，他就宋代的牙刷、押字、挂面、米面、南北食差别等，都发表了专文。王曾瑜的《宋朝阶级结构》试图超脱前人主、客户和户等制的研究，从乡村户与坊郭户、官户与民户等对称户名中，提出户口分类制度的概念，并通过户口分类，论述宋代的社会阶级。此书不采用他认为不科学的“封建社会”一词，对“资本主义萌芽”这个命题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有关土地制度方面，梁太济、曾琼碧等发表了如《两宋的土地买卖》、《宋代租佃官田的“二地主”》等一系列论文。梁太济和包伟民合撰的《宋史食货志补正》，不仅补正详密，而且其绪论可说是迄今对《宋史·食货志》研究最深入、最具有权威性的论述，而《宋史·食货志》对研究宋代经济史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张邦炜《婚姻与社会（宋代）》一书不是全面论述宋代的婚烟，而是从若干问题着手，试图从古代婚姻的共性中，发掘和描述宋代婚姻制度的个性，是一部成功之作。袁俐的《宋代女性财产权述论》是一篇有深度的论文。家族研究迄今仍是薄弱环节，但许怀林、王善军等已发表了若干通论性或个案性的论文。吴松弟的《北方移民和南宋社会变迁》是一部研究宋代北方人口南迁的专著，论述精详。
    宋朝的财政、赋役与其他社会经济问题比较，传世史料最为丰富，相形之下，梳理的难度也就更大。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作为一部开创性的专著，从宋朝各代财政史的发展沿革、财政收支和财政管理体制三个方面，进行了相当系统和深入的论述，并且罗列了许多表格，无疑是极费功夫的。但是，宋朝财政和赋役的范围太广，这部近70万字的巨著，仍不可能巨细无遗。例如宋神宗时的司农寺一度成为与三司相平行的中央财政机构，至于各种赋役，有的仅是一项，就完全可以写成专著。因此，如朱家源、漆侠、梁太济、戴静华、魏天安、王棣、石莹、包伟民、李伟国、张星久、王曾瑜等有关宋朝夫役、职役、匠役、两税、丁税、役钱、和买、和籴、科配、商税、司农寺、内库、总领所、提举诸司库务司等论文，尚非汪圣铎一书所能取代和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