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陶晋生著有《金海陵帝伐宋与采石战役的考实》和《宋辽关系史研究》。范寿康撰有《朱熹及其哲学》。陈学霖撰有《宋史论集》。王建秋撰有《宋代太学与太学生》。李安著有《岳飞史迹考》和《文天祥史迹考》。赵效宣著有《李纲年谱长编》和《宋代驿站制度》。程光裕著有《宋太宗对辽战争考》和《唐宋茶史论稿》。金中枢著有《宋代学术思想研究》，并对科举制、道教等发表不少论文。林瑞翰就军制、边防、监牧和宋初政治发表了不少论文。郑寿彭著有《宋代开封府研究》。程元敏著有《王柏之诗经学》和《王柏之生平和学术》。陈荣捷著有《朱子门人》、《朱学论集》和《朱子新探索》。蔡仁厚著有《宋明理学》。戴景贤著有《北宋周张二程思想之分析》。唐君毅著有《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罗光著有《中国哲学思想史--宋代篇》。刘述先著有《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乐蘅军著有《宋代话本研究》。裴普贤著有《欧阳诗本义研究》。何泽恒著有《欧阳修的经史学》。李一冰著有《苏东坡新传》。潘美月著有《宋代藏书家考》。龚鹏程著有《江西诗社宗派研究》。蔡秋来著有《两宋画院之研究》和《宋代绘画艺术成就之探研》。麦仲贤著有《宋元理学家著述生卒年表》。牟宗三著有《心体与性体》。朱传誉著有《宋代新闻史》。吴康著有《邵子易学》。刘兆祐著有《晁公武及其郡斋读书志》和《宋史艺文志史部佚籍考》。黄敏枝著有《宋代佛教社会经济史论集》。林天蔚著有《宋史试析》、《宋代香药贸易史》和《宋代史事质疑》。赵雅书著有《宋代的田赋制与田赋收入状况》。庞德新著有《宋代两京市民生活》。陈彦义著有《北宋统治阶层社会流动之研究》。迟景德著文探讨宋朝的政制。董光涛研究宋代河防、淤田等。葛绍欧对宋代教育、开封官制等均有探讨。
    梁庚尧的研究以社会经济史为重点，他不仅广泛网罗宋代史料，还广泛搜集明清方志的史料，著有《南宋的农地利用政策》、《南宋的农村经济》和很多论文，探讨城市、盐政、士大夫等。黄宽重重点研究南宋政治、军事史，其作品有《晚宋朝臣对国是的争议--理宗时代的和战、边防与流民》、《南宋史研究集》、《南宋时代抗金的义军》、《南宋军政与文献探索》、《宋史丛论》和很多论文，涉及襄樊之战、孟珙、南宋活字印刷、归正人、胡铨、马扩、镇抚使、中日与中韩交流、飞虎军等问题。研究的精详，是两位学者的共同特点。李天鸣的多卷本《宋元战史》，网罗史料十分丰富，论述周详。梁天锡主要研究官制，著有《宋枢密院制度》、《宋代祠禄制度考实》、《宋宰相年表新编》、《宋宰辅研究论集》等，搜罗完备，论述细致。李弘祺著有《宋代教育散论》。刘静贞著有《皇帝和他们的权力：北宋前期》和探讨宋代妇女、冥报观等的论文。叶鸿洒著有《宋代书院制度之成长及其影响》，对宋代科技也发表多篇论文。朱重圣著有《北宋茶之生产与经营》。苏基朗和李东华分别著有《唐宋时代闽南泉州史地论稿》和《泉州与我国中古时代的海上交通》。何冠环著有《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
    张元对《资治通鉴》、《文献通考》等史籍作了十分精细的研究。柳立言从事宋代政治、家族、妇女等研究，论述颇有新意。王明荪的研究范围包括辽宋金元史、中国史学史等，其宋史论文探讨了王安石的政治思想等。蒋义斌研究宋代儒释道关系、宋孝宗时代政治等。韩桂华研究宋代工匠、纲运等。王世宗著有《南宋高宗朝变乱之研究》。江天健著有《北宋对于西夏边防研究论集》。徐秉愉探讨南宋前期政治史等。杨美莉研究宋人罗汉信仰。侯家驹研究宋代财政。廖隆盛研究北宋政治。陈家秀研究四川吴氏武将。
    以上的介绍并不完全，总的看来，大陆与港台的宋史研究有不少共同感兴趣的领域，也各有所侧重和薄弱环节。
    四、展望
    在本世纪内，中国的传统史学经历了一场脱胎换骨式的改造，也经历了迂回曲折的发展过程。宋史研究尽管还面临着各种困难和问题，但今后的灿烂前途还是可以预卜的。中华民族的复兴是势不可免的，一个古老民族的复兴，肯定需要珍重自己的传统文化，而对本国古史的深入研究，在整个伟大的复兴工程中必将被置于一个恰当的位置上。笔者不可能预见下世纪宋史研究的发展进程，这里只能就当前所看到的问题，谈几点想法。
    第一，加强学术道德的建设。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中华传统美德备受摧残的现实，即使在被誉为圣洁的学术殿堂中，人欲横流的现象也不能不令人触目惊心。笔者常感叹：“古人与近人耻为之，而今人却优为之。”过去羞于启齿的话，现在变得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了；过去羞于动作的事，现在变得可以明目张胆地做了。一方面谴责腐败，另一方面却有愈来愈多的人卷入了腐败。没有气节，崇尚金钱，崇拜权势，似乎成了一些人的行为准则。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古史研究者既然接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比其他人多，理应走在重振民族美德的前列。
    第二，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这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事实上，四川联合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在编纂《全宋文》时广泛使用电脑，河南大学刘坤太使用电脑处理一批宋人笔记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河北大学历史研究所使用电脑制作《续资治通鉴长编》等索引，台湾史语所使用电脑制作二十五史等索引，已开创了在古史研究中应用现代科技的先例。其前景之广阔，是难以预测的。例如一旦用电脑扫描和识别古籍文字的难题解决以后，浩如烟海、任何人无法遍阅的古籍，就有可能压缩在若干张光盘之中，而任人随心所欲地检索。任何学者家庭的狭小书房中不难包容全部古籍，而所谓博览群书在某种程度上便成为空话。在占有史料方面，新老学者将一律平等。这给宋史研究者提出了学习现代科技的重要问题，特别是年轻学者，决不能等闲视之。
    第三，加强外语训练。港台学者一般都经过相当严格的外语训练，成问题的是大陆学者。一些学者将学习外语作为一种额外负担，视外语能力为可有可无。其实，如果要使中国大陆的宋史研究走向世界，外语能力是必不可少的。对一个青年学者而言，一种外语嫌少，至少应掌握两种外语，而且多多益善。
    第四，注重开拓新的课题，避免不必要的重复。研究课题的重复，有时可以带来深入探讨之效，有时却未必，只是产生蒸冷饭式的作品。研究贵乎创新，那些有一篇不多，没一篇不少的作品，应当尽量避免发表。人们的眼光尤其应当投向那些未曾开发的处女地，或未经深入开发的半荒地。社会的进步也必然会开阔人们的眼界，使人们考虑新的研究领域。
    上半世纪，贫弱的中国还出现了像王国维、陈寅恪那样的学术大师，而下半世纪以来，中国大陆却并未出过一位名符其实的学术大师。事实上，学术大师不能靠官封，更不能靠本人或他人的吹嘘。那种一夜之间便涌现出人所不知的“著名学者”的现象，适足以使学术界或史学界含垢蒙耻。依个人之浅见，学术大师的标准是否可以有两条：第一，学问确实在同时的众人之上，而为众所公认；第二，能够开创方向性的正确的学术新路。如果说，由于时代的限制，而未能在当代的史学研究者中造就真正的学术大师，但愿在下一世纪，中国史学和宋史界能够人才辈出、群星灿烂，而出现名符其实的学术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