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思想史研究者将古人的自然观与社会观予以区分，说古代唯物主义者的自然观是唯物的，而社会观又不可能是唯物的，这是古代唯物论者的缺陷。其实古人一般都强调天人合一、天道与人道合一，今人要对他们的自然观与社会观强行区分，只怕就不合适了。在宋人文集中，往往有不少诸如祷雨、谢雨、祈雪、祈晴等疏文，这在当时的科学水平下，原不足怪，但确实也反映了他们的迷信思想。然而一些思想史研究者却对这类文字忽略不计，而照样论述此类疏文作者的唯物论，似乎此类疏文全然不足以动摇他们的论断。依笔者之见，此类疏文恰好准确地反映了他们的自然观，而不应忽略不计。
    宋代史学当然是文化研究的一大课题。蔡崇榜的《宋代修史制度研究》对宋朝官修史籍作了相当系统的论述。《资治通鉴》是继《史记》之后的又一史学巨著，研究文章较多，《资治通鉴丛论》是一部重要的论文集。吴玉贵的《资治通鉴疑年录》一书，则对《通鉴》的记事错误，作了十分精心的推敲。裴汝诚和许沛藻的《续资治通鉴长编考略》，则是对中国古代私撰的最大编年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的重要研究论著。对今存《宋会要辑稿》一书的研究，贡献最大的是王云海和陈智超，他们分别撰有《宋会要辑稿研究》、《宋会要辑稿考校》、《解开〈宋会要〉之谜》以及不少论文。陈智超的突出贡献，是复原了《宋会要》的《食货》和《举士》的部分目录，并对今存《宋会要辑稿》提出尽可能合理的目录重新编排方法。王云海将保存在浙江图书馆的《宋会要》清本和北京图书馆的残卷，无私地告知了陈智超、郦家驹、王曾瑜等人，陈智超将残卷整理成《宋会要辑稿补编》出版。对宋代另一重要编年史《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来可泓撰写了不少论文和《李心传事迹著作编年》，下了很大功夫，但在研究中，对《要录》一书仍沿袭了不少官修《高宗日历》对历史真相的篡改和删除，注意不够。梁太济撰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取材考》、《〈系年要录〉和〈朝野杂记〉的歧异记述及其成因》等，对李心传的两部重要著作的取材等，做了相当细致的对比研究。王瑞明主编的《文献通考研究》为集体论著，对《文献通考》的二十四考都作了论述。孔繁敏的《二十五史导读辞典》宋史部分，《危素与〈宋史〉的纂修》等，对元修《宋史》作了深入论述。吴怀祺著有《宋代史学思想史》。
    宋代教育的发达，超迈前代，朱瑞熙、张邦炜等著有论文，袁征的《宋代教育--中国古代教育的历史性转折》一书，对宋代教育的成就，作了相当系统和深入的论述。苗春德主编了《宋代教育》的专著。
    从现代研究角度看来，宋代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黄金时期。钱宝琮等编有《宋元数学史论文集》。胡道静的《梦溪笔谈校证》，对宋代最著名的科学家沈括的著作，作了细致的校证。徐规的《沈括事迹编年》则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沈括事迹作了进一步的整理。杭州大学还出版了《沈括研究》的论文集。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其中有三大发明集中在宋代。张秀民著有《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冯家昇著有《火药的发明和西传》。其他如洪焕椿、杨德泉、何应忠等都撰有论文，朱家源和王锦光则对法医学家宋慈和科学家燕肃写有专文。管成学的《宋辽夏金元科学技术史》无疑是一部集大成的作品。
    宋代文艺方面论著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如唐圭璋主编的《全宋词》，傅璇琮、孙钦善、倪其心、陈新、许逸民主编的《全宋诗》和曾枣庄、刘琳主编的《全宋文》等，都是十分费力的工程。陈高华编有《宋辽金画家史料》，搜罗丰富。王世襄发表了《宋陈旸〈乐书〉--我国第一部音乐百科全书》的论文。孔凡礼发现了明人所编的《诗渊》中有大量宋人诗词。
    在宗教方面，郭朋著有《宋元佛教》，顾吉辰著有《宋代佛教史稿》，汪圣铎、游彪等都撰有论文。程民生发表了若干有关宋代祠神文化的论文和《神人同居的世界》，后者作为一部中国祠庙文化的通论性作品，文笔优美，深入浅出，表现了作者的卓识和才气。祠庙与宗教有同有异，祠神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占的地位确实不能低估。
    （六）人物研究和传记
    前面谈及的如邓广铭、张家驹、何竹淇、程应镠、李涵等所撰的重要传记，在此不予重复。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的一套《宋帝列传》，其作者有刘庆、雷家宏、毛元祐、张其凡、汪圣铎、黄燕生、仲伟民、王菡、任崇岳、王曾瑜、方如金、虞云国、胡昭曦、蔡东洲、曾庆瑛、张希清等。虽然不免有些缺点，但还是对宋朝各代皇帝的是非功过、宫廷生活等作了较系统的论述。由于出版社仓促出书，或未经作者校阅，错字甚多。张其凡还著有《赵普评传》。北宋对民间影响最大的历史人物，莫过于杨业和包拯，但有关史料不多。前述余嘉锡的论文和聂崇岐的《麟州杨氏遣闻六记》，已将杨业的史料和事迹作了系统整理和考订，此后的作品大体未超脱其窠臼。常征的《杨家将史事考》对杨业及其后裔做了不少并不科学的拼凑工作。李裕民的《杨业考》则对杨业的事迹有所考订和补充。孔繁敏《包拯年谱》一书，对包拯的事迹和史料作了系统整理。杨国宜著有《包拯集编年校补》。此外，王晓波的《寇准年谱》，宋衍申的《司马光传》和《司马光评传》，曾枣庄的苏洵、苏轼和苏辙父子三人的评传和年谱，戴应新编著的《折氏家族史略》等，都是重要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