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战争一度是最热门的研究课题，有关著作和论文很多，但近年来渐趋减少。前述何竹淇一书问世，应当说是编录了大部分史料，在史料上不可能再有大的开拓余地。以往的研究成果在农民战争的具体细节上，也已下了很深的功夫，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之说的误导下，存在着过于美化和现代化的倾向。近年来的研究趋向实事求是，例如一些文章论证了杨么与伪齐勾结的史实。台湾学者将宋代民间反抗官府的军事行动称为“变乱”，而我们习惯于使用“农民起义”、“农民战争”之类名词。笔者过去也写过歌颂起义的文章，近年来重新考虑，在今存史料中，要找到区分盗匪与起义的确切和科学的根据和界限，有相当困难。在不少场合下，官逼民反，固然是一个重要史实，但反叛的性质似乎也不能仅依此而确定，因为在一个以租佃制为主的农业社会中，各种武装力量的兵源主要都来自农民。如果认真考察反叛领袖人物的阶级状况和政治意图，情况就比较复杂。对农民战争的定性问题，似应作一些新的思考。
    （四）军事
    关于宋初战争史，有李裕民的《宋太宗平北汉始末》等文。漆侠撰写了有关宋辽战争的系列论文，还有王煦华、金永高的《宋辽和战关系的几个问题》，吴晗的《陈图与宋辽战争》等文。张其凡的文章收入其《宋初政治探研》一书中。关于宋夏战争，有李涵的《范仲淹在御夏战争中的贡献》、曹松林《宋仁宗时期对夏战争的历史教训》、马力的《宋哲宗亲政时对西夏的开边和元符新疆界的确立》等文。
    关于宋金战争，邓广铭有关这次战争及否认有朱仙镇一战等文章，已收入他的文集。范寿琨著有《宋金平州之战试析》，李华瑞著有《宋金太原之战》和《北宋抗金名将王禀事迹述评》，周宝珠著有《关于宋金黄天荡之战的几个史实问题》，陈振著有《有关宋代抗金义军将领李宋臣的史料及其他》，吴泰著有《南宋初宋金陕西富平之战述论》，王云裳著有《刘锜与顺昌之战》等文，王曾瑜撰有关于富平、和尚原和仙人关、岳飞北伐，绍兴末到隆兴初四次重要战役的论文。相形之下，宋宁宗和理宗时对金战争的研究较为薄弱。
    宋元战争虽然史料稍少，而研究成果最多，主要著作有胡昭曦、唐唯目的《宋末四川战争史料选编》，陈世松的《蒙古定蜀史稿》，胡昭曦、邹重华主编的《宋蒙（元）关系研究》，陈世松、匡裕彻、朱清泽、李鹏贵的《宋元战争史》，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所编的《钓鱼城史实考察》，刘道平主编的《钓鱼城与南宋后期历史》等，周宝珠撰有《南宋抗蒙的襄樊保卫战》一文。上述专著不可能完美无缺，但无疑代表了目前相当高的研究水平。
    （五）文化、教育和科技
    姚瀛艇、王云海、郑传斌、刘坤太、宋景昌、周宝珠、佟培基、程民生等合撰的《宋代文化史》，作为第一部宋代的断代文化史，作者们对文化的含义，宋代文化的特色，全书的体系和章节，以及如何在不大的篇幅中作扼要的介绍，很费了一番苦心。此书作为教学参考书和自学研究用书，其中大部分章节都可以另写专著。陈植锷的《北宋文化史述论》一书，有若干精彩的论述，可惜中年早逝，不能为宋代文化研究作出更多的贡献。程民生的《略论宋代地域文化》一文，旨在探索宋文化的地域差别。
    宋学无疑是中国古代经学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新阶段，如刘复生的《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张立文的《朱熹思想研究》和《宋明理学研究》，杨天石的《朱熹及其哲学》，陈来的《朱熹哲学研究》和《朱子书信编年考证》，潘富恩的《程颢、程颐理学思想研究》，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邱汉生、张岂之、卢钟锋、冒怀辛、何兆武、黄宣民、步近智、李经元、龚杰、崔大华、姜广辉、李晓东等人分撰的《宋明理学史》上卷，石训、姚瀛艇、刘象彬、李书增、李之鉴、卢连章、吴士英、吴家振、李保林、朱忠明合撰的《北宋哲学史》，姚瀛艇、石训等合著的《中国宋代哲学》，姜国柱的《李觏思想研究》，李之鉴的《陆九渊哲学思想研究》，姜广辉的《理学与中国文化》等书，无疑都下了相当的功夫。胡昭曦、刘复生和粟品孝合撰的《宋代蜀学研究》首次全面、深入地论述了宋代四川地区的经学和科技成就，钩沉索稳，填补了以往研究的空白，有不少新见。
    依个人之见，对宋学的研究，是宋史研究最大的难题。其困难在于即使作一个案研究，也需要很广的知识面，从纵的方面需要有儒家经典、诸子百家、佛经道藏等广博知识，从横的方面需要有宋代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等方面的广博知识。宋代官制研究也是一大难题，然而采取攻其一点，渐及其余，众人分进合击的战术，显然是有效的。但是，这套战术施用于研究宋学，似乎可说是奏效不大。宋代传世的思想史资料是如此丰富，大大超迈前朝，仅对朱熹的庞大著作，要真正下一番全息摄影、立体透视的功夫，也极其不易。即使下此功夫，没有上述纵横两方面的广博知识，也不易真正作出有深度的研究。某些思想史著作，虽然卷帙庞大，其貌惊人，但如果较为认真地对照一下那些思想家的原作，其实不过是并不高明的一段段超时空的读书报告，对思想家著作的时代背景缺乏常识。写思想史只能断章取义，却又最忌讳在没有吃透原作精髓的前提下断章取义。
    漆侠的《宋学的发展和演变》一文虽是概论性的，却值得珍视，因为此文代表了宋学研究的一条新路，并且以他深厚的学力为基础，此文的结尾对以往思想史研究的模式，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我们期盼着他对宋学研究写出新的有分量的著作。
    在此还愿说一点想法，以就教于方家。按照不少中国思想史研究者所拟定的模式，大体上是：唯心主义者＝正统思想家＝反动思想家，唯物主义者＝异端思想家＝进步思想家，双方存在两条路线斗争。说得再通俗一点，唯心主义者＝坏人，而唯物主义者＝好人。此种模式是经不住推敲的。现实生活也是很难用公式概括的。
    马克思主义总结西方哲学史，以唯心和唯物之争为哲学发展的基线。然而在中国古代经学中，精神与物质何者为第一性，却从来不是争议的重要命题。古代哲人使用诸如“道”、“理”、“气”、“太极”、“无极”之类名词，有时也难于用现代的精神与物质两词予以界定。至于“阴阳”一词，与矛盾统一律有相似和相通之处，但也难以用后者包容和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