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一个接近于历史实际，当然是3500万人。2200万的依据，是1947年国民政府行政院一个专门委员会对国统区军民伤亡数字的估计，总数为1270万，其中包括国民政府军队死亡360万人（内病死42万人）；中共方面对7个解放区（根据地）民众伤亡的统计是800多万人，另军队死亡58万人。这个2200万人，没有包括东北三省伤亡的数字。3500万人，依据是什么呢？一是劳工。东北劳工类别很多，主要在矿山、军事工程两项。矿工劳工总数约1000万人，死亡率50-60％，其中煤矿劳工的死亡率为55.2％，即每开采227吨煤死亡1人。军事工程，又称死亡工程，完工之后将劳工全部杀死，一次几千人、几百人。目前已发现军事工程尸骨坑5-6处，矿山尸骨坑60多处。此外，还有特殊劳工，即中国战俘或从关内抓去的劳工，一般都被杀死。东北劳工的死亡人数至少有600万人。二是日军对东北地区抗日游击队的“讨伐”、对反日案件政治犯的屠杀等，其死亡人数也是很大的。例如“三江大讨伐”，死亡人数达4.5万人。
    3500万人，最早见于战后美国人写的书，日本人在一本书里也引用过这个数字。但从目前看，这个数字还需要具体化，具体加以落实，落实的结果很可能超过这个数字。
    2.关于侵华日军暴行的研究
    日军暴行应是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国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付出的巨大民族牺牲，尚不为更多的外国人所了解。事实上，日军在华暴行遍及大半个中国，屠城、屠镇、屠村惨案之多，罄竹难书。日军屠杀暴行，几乎贯穿日本侵华战争的整个过程，而且是在军官指挥下，有组织的行动。日军每攻陷一城一地，一般是四面设防，关起城门，逐户搜寻中国平民百姓，或当场杀害，或集体屠杀。日军所到之处，必是以屠杀开始，焚烧房屋后撤走，这已成为日军各部队对待和平居民与城镇的行动准则。何以如此？答案只有一个，日军这些公然违反国际公法的犯罪行为，是完全得到日本最高当局的认可和默许，是出于日本军方首脑机关有组织有计划的安排。
    著名学者章伯锋等十年前广泛搜集日军暴行资料，累计逾1000万字，所涉地区遍及20个省市区。资料类型有档案、统计表、调查报告、当事人回忆录、访问记、被害人控诉、被俘日伪战犯口供、碑文、地方志、新闻报道、综述性纪实文章等等。根据这些资料，编成200万字的《日军侵华暴行实录》，共收文1340篇，揭露日军暴行和惨案4000多起。抗日战争总共2920天，平均每天都有日军在中国国土上烧杀，仅此即可看出，日本侵略者在侵华战争中欠下了中国人民多么巨大的一笔血债！
    中国历史学者的责任，是通过自己的研究工作，把日本侵华罪行凿实。日本右翼分子经常采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段否定日本侵华暴行。例如，郭沫若领导的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1938年编印的日军暴行实录，内收一幅日军海军陆战队官兵一手握刀、一手提着中国人头的照片，右翼分子说当时没有海军陆战队在南京作战。经过调查确认，南京下关江面即有日海军舰只停泊，海军陆战队官兵登岸杀人绝非虚构。又如，日本右翼分子说当时南京只有20万人，怎会被杀30万人？事实是，1936年南京户口已达50万人，中国参战部队则有70万人，军民总数在100万人以上。这就完全驳倒了日本右翼分子的翻案行径。
    中国历史学者在自己的研究中，还要善于团结日本友好进步学者，争取国际学术界的支持。
    3.关于个案调查
    专题个案调查，应是深入挖掘日军暴行，坐实日本侵华罪责的重要方法之一。王选女士和她的协助者，以劳工、慰安妇、细菌战诸案为目标，在一个地区、一个方面，做严格认真细致的核查工作，取得优异的成绩，为史学界深入全面研究这些课题，树立了杰出的范例。吴天威先生和他的助手们，在美国建立相关研究机构，在各界赞助下，无情地揭露日本侵略罪行，坚决地声讨日本右翼人士为侵略战争翻案的行径，同样鼓舞了海内外史学界人士，推进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因而受到各方人士广泛赞誉。
    专题个案调查，同样适用于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其他领域。前不久，香港凤凰卫视连续播放章东磐先生（新四军后代，也是军人出身）对中国远征军健在官兵追踪访谈中所提示的历史和现状，感人至深，发人深省。1944年5月11日，远征军16万大军强渡怒江，进行战略反攻。远征军的滇西作战与驻印军的缅北作战，遥相呼应，先后在腾冲、松山、龙陵、平戛、畹町痛歼日军。远征军反攻作战历时一年半，以自身伤亡5万人的惨重代价，毙日军2万多人，收复大小城镇50余处，打通中国与盟国的陆上交通，使中国战场的补给状况得到改善，捍卫了陪都重庆，确保了印度安全，支援了盟国在亚太和欧洲战场的作战。此役虽为中、美、英联合作战，实际上中国军队是联军主力。仅云南腾冲一地，就有9000名远征军阵亡将士墓碑耸立在那里，而健在的老兵多已八旬上下。其中流落于缅甸者，生活艰难，企盼救助，更期待得到后人的肯定。“我们不怕死，我们怕被遗忘！”“当年日本投降后，我不想打内战，就留在缅甸。国民党丢了大陆，还说我们是逃兵。”大陆一位女孩子郭晓华，从自己微薄的收入中，每月寄给由缅甸遣归云南的老兵叶老伯200元。叶在街边开一杂货店，收入很少。章东磐与叶通电话，老伯的第一句话是“共产党万岁”。这是因为中国大陆相当多的像郭晓华那样的普通人没有忘记中国远征军。另一位留居缅甸的老兵张富麟对章东磐说：“国民党不行了，大陆富强了，中国政府照顾照顾海外抗日老兵吧！”云南地方当局曾经热情邀约住缅老兵回滇观光，老兵们说：“为什么不用5块钱制作一张奖状，证明我们曾经抗战？！”（注：此据香港凤凰卫视2005年5月中旬播放的专题。主持人为窦文博，栏目为《文博拍案》。）卢沟桥抗战、台儿庄会战中健在的老兵，也有同样的呼吁。我们应当如何对待他们呢？识者指出，如果我们慢待这些曾经参加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老兵，一旦遇到外族侵略，还能指望以全民族之力，抗击外国侵略者吗？这话，绝非危言耸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