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的五步环环相扣，步步深入，构成《新历史教科书》的理论体系。从另一个角度，这一理论体系也可分解为两个子系统，即在日本的独特文明的基础上，日本国家形成的子系统和日本天皇与国民关系的子系统。而这两个子系统恰恰构成日本在战前和战争中所竭力维护的所谓的“国体”。
    对照战前日本的教科书，就不难看出，《新历史教科书》其实与战前的日本历史教科书如出一辙。战前日本历史教科书的特征就是鼓吹神国日本和天皇制的国体，《新历史教科书》同样利用日本的神话，认为神话“是一国精神性的象征”，应当受到重视，认为“有神话的国家是有风格的国家，是成熟的国家，是国民自觉性的国家”。而战前给“大日本帝国宪法”和“教育敕语”以特殊地位的历史教科书的表现方式，在《新历史教科书》中又恢复了。但是，战前的历史教育是将日本拉到战争道路的教育，是危险的教育。
    因此，退回到战前水平的《新历史教科书》的上述危险的历史观，才是我们要强调的问题。
    在《新历史教科书》中，对有争议的如慰安妇问题、南京大屠杀问题、劳工问题等甚至只字不提。当然，只字不提这种做法本身也表明了作者的政治立场，但是，他们更主要的力量放在以“爱国精神”为主的历史观的问题上。右翼和保守势力强调的是向日本的年青一代进行爱国教育。据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向文部科学省提交的关于修改教育基本法的意见中声称：现在的日本正处于以全球化为标志的跨越国境的巨大的竞争背景下，而日本的经济长期停滞又带来了社会的不景气。面临这样的局面，为了使日本在竞争的时代取得成功，必须培养日本年青一代适应新的国内外环境的能力。这种能力表现在掌握先进的知识，成为社会的精英；能够承受压力，遵守社会规则，具有为国家献身的精神；要爱家乡、爱国家，尊重传统文化，在此基础上成为健全的国际人。在这里，爱国精神被顺理成章地引导到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与修改日本的和平宪法问题上。但是，爱国精神在日本是与历史问题有密切联系的概念，所以许多有识之士对此感到担心，认为：围绕历史认识而开展的斗争，成了世纪之交日本最前沿的政治性课题。
    第三，是否存在沟通与相互理解的基础？
    以上的历史观，是横亘在中日历史认识间的重大障碍。但是，并不是多数人都愿意接受那样的历史观。战后，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始终存在“改善”与“改恶”的斗争，而《新历史教科书》在2001年通过了日本文部科学省的审定后，当年被日本学校采用的比率只有0.039％。这些情况告诉我们，战后日本的和平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意识，尽管许多人对于战争加害的历史事实了解并不深刻，但是对军国主义的危险还是有一定的警惕，不希望将日本再度推向战争道路。当他们意识到《新历史教科书》危险倾向的时候，就作出了不采用这本教科书的决定。这一现象对人们的启示作用是很大的。历史学者应当在这一基础上沟通两国间人民的相互理解。
    21世纪的国际社会是在追求和平与发展的，对国际争端，我们主张通过对话解决。对影响国家关系的历史认识问题，解决的途径也是这样。这些年来，世界面临全球化的影响，每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地越来越深地进入国际社会。全球化不仅要求政府，而且要求国民都要有国际化的眼光，应当具有更广阔的胸怀，不仅了解自己，而且要了解国际社会。我们批评日本扶桑社的《新历史教科书》，那本书就是站在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立场上抵制全球化趋势而宣扬只有日本是优秀的。应当注意到，狭隘的民族主义在日本是有市场的。近年来，日本的经济持续停滞，国内弥漫着焦虑的情绪。右翼借机攻击对战争进行反省的历史认识，鼓吹“光明的日本”，认为对战争进行反省就是“自虐”。日本的右翼还坚决反对共同的历史认识，对我们编写这本书充满了敌意。但是，他们编写扶桑社那样的教科书如何能够面对21世纪的国际社会，如何能够改善日本与亚洲乃至世界各国的关系呢？
    第四，明确历史观与历史认识、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首先为历史事实的共有而努力。
    共同的历史观是建立在对重大问题的共同认识基础上的，而共同的历史认识则源于历史事实的共有。从这个意义上，历史事实的共有是建立共同历史认识乃至共同历史观的基础。谈到历史事实的共有，在中日两国民众之间确实存在相当大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需要从不同的层面进行思考。
    从一般的文化背景与社会环境差异的角度来看，对本国民众来说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对另一国的民众来说，可能就如“天方夜谭”一般。如果历史事实没有实现共有，各自分别根据自己掌握的历史事实建立的历史认识就不可能相同，因此也有可能建立不同的历史观。具体在对战争问题的认识上，侵略国与被侵略国的国民都基于战争被害者的立场，虽然同样反对战争，希望和平，但是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差异仍然相当大。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围绕战争性质与战争责任认识的对立的战争观层面来看，存在有人用错误历史观引导青少年的历史认识的现象。例如，对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亚洲进行的侵略与殖民主义统治的战争责任的认定，本来是通过战后的审判以及多边或双边的和约已经明确的问题，日本的政治家也在多种场合代表国家表示了对战争责任的反省。但是，从上个世纪的50年代开始，就不断有从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出发否认侵略战争责任的言论出现，先是所谓“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然后就是力图在教科书中回避“侵略”的概念，而到20世纪末，则发展为侵略战争历史翻案的所谓“自由主义史观”，甚至编写出歪曲历史事实的宣扬“神国”历史的“新历史教科书”。这种历史观所依据的事实基础往往是被歪曲或篡改了的。
    对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民众来说，上述两个层面的问题中，无疑前者的影响是主要的，对多数人是解决历史事实的共有问题。共同编写历史书，在对历史事实共有的基础上，逐渐消除彼此间认识的差异，扩大认识的共同点，就会在广大的国民间建立相互的理解与信任，从而对国家关系的正常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当然，对少数人出于狭隘的意识故意否认历史事实的问题，则需要进行针锋相对的批判。由于后者往往有比较大的社会能量，他们为维护错误的历史观会强烈地反对历史事实的共有。所以解决历史事实的共有过程往往是与对错误历史观的批判结合在一起进行的。
    促进不同国家间历史事实的共有，解决历史认识的差异，其实也是实现历史学的功能，是历史学者责无旁贷的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