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者在解决中日历史问题中的作用
    步平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与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虽然战争已经结束60年，但是围绕战争历史的认识的分歧与差异仍然存在，甚至还是影响国家关系及民间感情的重要障碍。历史学者对于这种历史认识分歧问题有什么样的责任呢？当然，针对否认侵略战争责任观点的批判是学者的任务之一，在这一方面已经做了比较多的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而在此基础上，是否还应有更积极的努力呢？有鉴于此，从2002年起，我们与日本、韩国的学者与教师为尝试建立面向未来的共同历史认识而编写了《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并于今年5月在三国同时出版。出版后的这本书在各国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人们关注最多的是为什么要试探建立面向未来的共同历史认识。我想就此谈一谈感想与体会。
    第一，在战争已经结束60年后的今天，建立共同的历史认识对于东亚国际关系的正常化与向和平的方向发展十分必要与重要。
    在影响东亚国际关系的历史问题中，最突出的是关于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历史的认识。但是在这一问题上的情况是，直接经历过战争的人现在越来越少了，他们的战争体验对后代人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小。据统计，现在的人口中，战后出生的占70％以上。40-60岁的人，可能从上一辈人的口中得到关于战争的部分感性知识，而20岁左右的青少年，甚至从父母的口中，也难以得到关于战争的感性认识。所以，对于多数人来说，关于战争的历史认识有空洞化与抽象化的趋势。而这种空洞化与抽象化的认识，容易被引导到错误的道路上，特别是引向狭隘的民族主义方向。近年来在日本相当活跃的“自由主义史观”就在向日本青少年进行这样的引导，自由主义史观不相信有共同的历史认识，也攻击建立共同历史观的任何努力。
    多数人的历史认识来自于历史教科书，也有部分来自于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对于中国人来说，关于战争的感性记忆一般是南京大屠杀、“三光作战”、细菌战与化学战等日本军队侵略与加害的事实，而对于日本普通国民的战争体验并不很了解。而在日本，多数人对于战争的感性记忆则是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东京的空袭及冲绳作战等等，这些都是普通日本人被害的典型表现。相反，对于战争加害者责任的认识，对许多日本人来说则比较淡薄。战后，和平主义与和平思想在日本社会确实有比较大的影响，多数日本人参与和平运动也很积极；他们希望和平，反对战争，批评当年侵略亚洲与中国的战争，但由于是站在被害者的立场上批判那场战争，很难得到战争被害国国民的理解。对于这种由于历史教育导致的两国国民层面在战争历史认识上的差异，需要的是沟通与理解，也需要讨论。因为双方历史记忆的基础都是事实，问题是历史事实没有共有，没有形成共同的认识。当然，对于完全否认侵略战争责任、美化侵略战争的右翼的历史认识，则必须批判，而不是相互理解的问题。
    可见，历史事实的共有乃至建立共同的历史认识和历史观，已经不仅仅是政治层面的问题，也不是一些人的感情问题，而是和平与发展的目标所提出的要求，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国联等具有对处理国家关系有权威的机构的设想被称为理想主义，但是理想主义的国际关系没有能够真正建立起来，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思维模式占了主导地位。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冷战的局面下，强调现实主义目标的冷战思维占了主流，阻碍了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的进程。在这种国际环境中，历史认识的差异必然成为影响国家关系与发展的重要障碍。但是，也有在解决历史认识差异方面积极的努力，区域合作的实现是这一努力的结果。典型的如在欧洲，特别是德国与波兰、法国之间在谋求共同历史认识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努力。这种努力对于欧洲形成共同体的局面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而东亚地区国家间关系的紧张，则与历史认识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有相当大的关系。因此进行这一方面的努力极为重要。
    第二，什么是影响中日间建立共同历史认识的障碍？
    在中日历史认识问题中，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问题是首当其冲的。但是，许多人对日本历史教科书的实质性问题并不是很清楚，包括许多媒体在内，他们关注的仅仅是教科书在涉及侵略罪行时的描述方式，而对贯穿教科书的历史观问题却并不大关注。其实，日本扶桑社《新历史教科书》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其指导思想即历史观。
    当我们通读全书后，就会发现，强调“历史不是科学”而是“故事”，强调不能以今天的标准评价过去的不公和不正这一理论支撑着《新历史教科书》的基本结构，《新历史教科书》通过精心选取历史资料，按照编者设计的叙述过程，一步一步地建立起了唯心主义史观的理论体系。
    第一步，在讲述日本远古历史的时候，突出强调日本文明的悠久与独特，竭力回避日本与亚洲大陆文明的关系，力图突破传统日本文明受中国古文明影响的定论，相反要告诉人们近代以前3000年来的历史就是日本摆脱中国威胁的历史，是日本始终处于被殖民地化的恐怖中的认识。
    第二步，以相当多的篇幅叙述“日本的神话”，把《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的部分神话与传说写到教科书中，包括讲述日本国受到神护佑的故事等等，把神话与历史事实混合在一起，以证明日本天皇与神的密切甚至是直系的关系和天皇制存在的正当性，力图让学生建立天皇始终拥有绝对权威的印象。
    第三步，经过上述铺垫，在叙述日本近代历史的时候，教科书便强调日本是亚洲领袖的地位，把维新的成功与对外战争中的胜利与“神国日本”密切联系起来。
    第四步，露骨地歌颂明治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全文刊载鼓吹为天皇献身的“教育敕语”，矛头指向现行的日本和平宪法，同时也鼓吹了军国主义时期的日本精神。
    第五步，围绕日本是亚洲领袖的核心观点展开对战前发生的一切问题的叙述：近代以来的日本在亚洲的活动，当然包括战争，都是围绕保护日本在亚洲的当然的领袖地位进行的，都是合理合法的行动，即使发生过屠杀与伤害，也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日本方面的自存自卫所必需的行动。日本人应当关注的是日本整体意识的建立，关注日本国民如何在战争中献身国家与天皇这一精神层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