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史学涉及的问题是很深的。它特别关注的是个别的和群体的、局部的和整体的二律背反问题。它的出现就与重新审视20世纪传统的偏重群体现象和系统数据的研究有关。为了克服这种编向，许多微观史学家强调，不能把历史知识与对事件的观察和叙述相脱离。当然，他们所说的“叙述”与19世纪的“叙事史”不同。后者强调史学家是“全能的”，可以“重建”过去。微观史学家认为，叙述是最好的方法，借此可以告诉读者研究假设和史料之间的冲突。
    在这种叙述的过程中，历史学家必然会遇到历史学所固有的难题，即如何把对研究对象的总观点与对其组成部分的具体观察结合起来。譬如对一次起义，如何把对这次起义的总评价（它的原因、进程、结果、长远的后果等）与对每一起义参加者个人的行为、动机、感受、品性等的观察很好地结合起来。这是很难做到的，甚至是无法做到的。在微观史学家看来，这里的问题不在于这种叙述结构的复杂性，或是知识不够。问题的关键在于历史现实本身存在的多样性，在于历史现实并不存在这种内部关联。
    微观史学家认为，在宏观的、系列的研究中，特别是在有关经济的、地理历史的和类似题材的研究中，上述难题被忽略了，或者被回避了。在这类宏观或系列研究中，往往采取一种“平均数”的办法来对某种过程或现象进行评述。这种“平均数”被用来说明某个整体的一般状况，却无法说明任何一个具体的对象。譬如，对一个国家，一座城市，一个社区等，可以用“平均数”的方法，说明这个国家、城市、社区每年的或每10年的经济平均增长率是多少，人口平均出生和死亡数是多少，消费平均增长是多少等等。这些资料可以帮助读者对这个国家、城市、社区的整体的一般的发展状况有所了解。这自然是必要的。但如果要对这个国家、城市、社区有更进一步的具体的了解，仅局限于这种概括性的了解就很不够了。20世纪前期和中期的历史学的特点，恰恰在于这种评述的概括性，对“平均数”的入迷，对个人的和单个的东西的无视，局限于对结构和过程的考察等，而这些正是微观史学家最为不满的。他们认为，这种对无个性的宏观结构和机制的考察是不够的，无法揭示更为深层的东西。
    微观史学家感兴趣的是历史上那些具体的、易于观察的、个别的事物。但这并不是简单地用微观的共同体（如社区、家庭、个人）来代替宏观的共同体（如国家、经济、民族），而是要改变研究的原则。因为即使是研究微观现象，如果不改变研究原则，同样可以用概括的，适用于宏观研究的方法，结果就没有什么两样。举例说，如果把“个人”这个微观共同体作为研究对象，可以有不同的方法。一是把个人作为一个抽象概念来研究。这里的个人只是一般的个人，即使分为男性和女性，也并不是指具体的个人。这样的研究往往是对个人的状况作出总结性、概括性的介绍，而且常常要用“平均数”的方法。如说在某个时间阶段内某个地区的个人收入有哪些变化，其中男人的收入平均增长了多少，女人的收入平均减少了多少等等。这种研究，虽然对象是微观的，但从研究原则来说，却是与宏观研究并无二致。
    另一种就是微观研究的方法。它要求对一个具体的人，张三李四，有名有姓，进行研究，而不是抽象的个人概念。要对这个人的所有具体情况进行考察，包括他独有的生平事迹，社会关系，亲属状况，社会地位，他的爱好、愿望、内心世界、眷恋、观念等等。要注意的是，微观史学家并不是主张仅仅局限于对某个微观现象的孤立研究，而是主张尽可能地通过研究微观现象同时看到或折射出其他方面的现象。譬如，研究个人，既要研究某个个人的一切可能的具体方面，又要探讨该个人的变化与周围社会环境的关系。
    再进一步说，如何才能在通过研究某一微观现象时折射出更多的内容呢？这不只是一个简单地收集有关史料的问题。也就是说，微观史学是在另一水平上，即在认识论的水平上，着重关注特殊的微观现象的。微观史学家缩小研究对象的规模，更直接、更接近地面向历史现实，具有重要的认识意义。他们是为了极大地扩大考察人的行为的“分析参数”。为此，从方法论和研究实践的角度看，他们如何选择自己的研究对象就十分重要。他们需要寻找某种例外的、独特的东西。但不同的微观史学家对此在理解上不尽相同。许多人仅仅强调独特性，把它理解为一种不寻常的意外事件或者新奇的传记经历。有关这些新奇事件或经历的史料也是不一般的，非典型的。在这里，这种独特性就好似是可以窥见“过去”的一个出乎意料的孔穴。但另一些微观史学家则强调，理想的是寻找一种既是独特的，又是正常的东西，也就是说，是一种“独特的”正常现象。这种现象本身是正常的，即不是某种历史上的病态现象，但它又是特殊的、独特的、个别的。它被事件后来的发展挤到了历史过程的边缘，没有进入获胜主流的发展大道，因此往往被宏观史学和系列史所摒弃，被历史学家所忽视和低估。这就是说，微观史学家并不是一味地盲目猎奇。要寻找合适的研究对象，又要有足够的史料保证，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总之，微观史学的认识可能性是建立在标准的正常的系统的不一贯性的基础之上，建立在片断性、矛盾性、观点的多元性的基础之上。要看到，任何一种系统都是变动的、开放的，而各种变化都与大量“小人物”的选择和行为有关。
    由此看来，对成功的微观史学作品来说，首先是合适的研究对象的选择。但显然仅此一点是不够的。这里还必需要有恰当的足够的史料。对微观史学来说，一般史学研究的史 料虽然也是需要的，但显然是很不够的。微观史学还必需要有符合自己所选的研究对象 的特殊史料。金兹伯格和波尼指出：“如果史料关于下层阶级社会的生活现实，或者是 闭口不说，或者是系统歪曲的话，那么一个独特的文献……也比几千件公式化文献更有 意义得多。”这类独特的文献往往是“隐蔽的现实”的标志，而且是以前未被历史学注 意的①。因此，对微观史学来说，史料的特殊性和多样性是十分重要的。除了有关政府 、国家机构、经济、统计等通用的各类史料外，有关低层民众的史料、个人的和私人的 档案、地方的档案、口述的史料，关于普通人日常生活、精神生活等的各类资料，都需 特别注意，并应设法收集和保存。例如欧洲保存的宗教裁判所的大量史料就为微观史学 在欧洲的兴起创造了史料上的良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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