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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一部“即时史”（当代史）。当代法国新史学家让·拉库蒂尔在《即时史学》一文中指出，即时史学不是研究“已完成的变化”，而是研究“正在发生的变化”的学科（注：让·拉库蒂尔：《即时史学》：载J·勒高夫等主编：《新史学》，姚蒙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227页。另，让·拉库蒂尔在列举即时史的作品时，显然提到了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即如恩格斯所说的“活的历史”。马克思适时地将1851年12月至1852年3月这个时期发生的事件写成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一名著。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它不仅是一部阐发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经典文献，而且也是马克思通过他的史学研究工作，用法国这一时段的历史研究成果去验证他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史观的正确性与科学性。 历史研究成果的社会表现形态，亦即历史著作的编撰原则与撰史技艺，则关乎实现史学的社会功能与教育功能的和谐统一，这当然也是史学理论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倘若我们有意从历史著作的角度，重读这部名著，就可发见马克思在写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时所体现出来的历史学家的禀赋。笔者眼力不健，仅就个人管见，在丰润的马克思史学睿智中，撷取数项，以见一斑。 叙事有条不紊。《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共七节，以时间为序，逐一写来。结构详略得当，略处惜墨如金，如对二月革命时期的情况，仅用1页；详处不惜笔墨，如对立宪共和国和立宪国民会议时期的描述，篇幅甚多。尤其是它的开头与结尾更是匠心独具，令人心往神驰。全书以人们现已熟知的黑格尔之论开篇，说“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马克思紧接着写道：“他（黑格尔）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5-p584]这种开篇，出手不凡，紧紧地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这部著作的结语是这样写的：“但是，如果皇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那么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顶上倒塌下来。”[5-p688]马克思的这一预见，已经实现了。头尾衔接，天衣无缝，行文有序，一气呵成。 叙论结合。马克思在书中的议论，不是孤立的，它组成为整个叙述中的一个有机整体；论断与叙事的有机结合，相得益彰，又常有神来之笔，恰到好处。诸如“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5-p585]、“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他们效劳……”[5-p585]、“历史真能捉弄人！”[5-p619]“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注：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中翻译成“人生观”，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中翻译成“世界观”（第629页）。“人生观”“世界观”这两种译法似乎是依据德文“Weltanschauung”一词而来。虽然单纯从文字上来看，“Weltanschauung”译成“人生观”、“世界观”都是可以的，但是在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之中，译成“世界观”似乎更妥当一些。）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5-p611]等等，现都已被反复征引，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名句（段）了。 叙事中的历史比较。由于马克思对西方历史了如指掌，在行文中不时穿插历史的比较，主要是把当前事变与西方古代以来的历史作比较，把近世欧洲历史与罗马古史作比较，把近代法国历史人物与英国历史人物作比较，运用这些历史比较方法，有力地强化了叙事中的历史感，往往可以达到难以忘怀的阅读效果。 叙事中的修辞艺术。在这方面，有两点尤其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是借助修辞学上的比喻（譬喻）辞格，那真是通篇俯拾皆是，不胜枚举，尤其是马克思活用古希腊罗马神话，书中的像“阿基里斯一样有个致命弱点”[5-p600]、像“达摩克利斯剑一样”[5-p628]、像“鹅的叫声能够拯救卡皮托利诺”[5-p589]等比喻的运用，举重若轻，信手拈来，令人过目不忘。另一是借助修辞学上的排比辞格，那更是“通篇俯拾皆是”，限于篇幅，这里只引两例，足资说明。例一，为了说明《十二月十日会》这个由巴黎流氓无产阶级组成的秘密团体之混杂，马克思这样写道：“在这个团体里，除了一些生计可疑和来历不明的破落放荡者，除了资产阶级中败类和冒险分子，就是一些流氓、退伍的士兵、释放的刑事犯、脱逃的劳役犯、骗子、卖艺人、游民、扒手、玩魔术的、赌棍、私娼狗腿、妓院老板、挑夫、下流作家、拉琴卖唱的、捡破烂的、磨刀的、补锅的、叫化子，一句话，就是被法国人称作浪荡游民的那个完全不固定的不得不只身四处漂泊的人群。”[5-p635]在这句里，除了马克思连用的两个“除了……”介词短句，接下竟连用19个定语以修饰“人群”，这个“群体”之驳杂、之浑浊、之污秽，跃然纸上！例二，马克思还擅用由虚词如介词、连词等组合的复句，进行排比，书中不断出现的“不是……而是”、“既不能……又不能”、“由于……”、“于是……”等开首的分句，常常连用五六个以上，这种修辞效果强烈而又痛快，读者更是欲罢而不能。 好了，我们不再作繁琐的援引，还是让我们去读一下《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吧。由此看来，马克思不愧为叙事高手、编撰巧匠、修辞行家、语言大师。简言之，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他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文体确如当代西方史学史名家伊格尔斯所说的，是一种“漂亮的风格”[6-p147]。什么“漂亮的风格”？伊氏未作论述。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历史著作，不只是在这里集中举例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还包括他的其他历史著作，如《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法兰西内战》乃至与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等，其行文特点（或“风格”），倘仿照与学习马克思运用排比的修辞手法，可否作这样的描述：厚实而不失畅达、庄重而不失幽默、犀利而不失清逸、丰润而不失大气。伊格尔斯在说到马克思文体“漂亮的风格”时，说它的“解释”与“风格”胜过了奥·梯叶里、弗朗索瓦·基佐、路易·勃朗和洛伦茨·冯·斯泰因昔日按照阶级冲突对法国政治的分析[6-p147]。其实何止于此。马克思虽不是一个职业历史学家，但就马克思个人而言，作为历史学家的他，其史才确可与前述伊格尔斯所说到的几位西方史家相比肩，还可与兰克、蒙森、米涅和巴克尔等19世纪西方一流史家相媲美，遑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了。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部历史著作中，他所淋漓尽致发挥的史学才华，完全是为他所要表现的内容服务的。换言之，即是为了更透彻地阐明正在发生的“当前的活的历史”，为了更精确地刻画路易·波拿巴这个政治小丑和“骄横的流氓无产者”[5-p643]的形象，技巧与立场相关，手法与情感粘合，历史文本的内容与形式在马克思那里得到了有机的统一。“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这是我国史学上用来称赞史家才能的话，可见“叙事”与“良史”是紧密相连的。倘借用这句话来评价马克思的史才，也是适用的，马克思的确“善叙事”，他无愧为“良史之才”的称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