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研究。
    现当代中国的马克思史学史的研究，已有不少概论性的作品见世（注：从桂遵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到朱政惠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回顾和展望》（载陈启能等多人合著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探》）、到蒋大椿的《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载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上〉，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都可为之佐证。），当然有深度的综论还是很少。这种“盘点”对于我们传承与弘扬马克思主义史学，也是基础性的和必要的一项研究工作，接下来的任务是需要开掘，需要深化。我这里要说的是专题性的研究，那当然是开掘与深化马克思主义史学遗产的重要途径。笔者近日参加一个名为“史学遗产与民族精神”的学术研讨会，收获颇丰。个人以为这个专题立意甚好。如果说“民族精神是中华文化的不朽灵魂”[11]的话，那么从史学遗产的角度，研讨史学遗产与民族精神的互动关系、史学遗产对当代史学发展的意义，不是也可从中察觉这个闪烁与蕴藏在史学遗产中的中华文化的“不朽灵魂”吗？此类专题无疑有助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深化。不过，当下中国学界这种有创意与开掘性的专题研讨会并不多见，我们还需要在专题研究方面下功夫。
    中外（西）史学交流的研究。
    关于深入开展中外（西）史学交流史的研究，笔者已另文详说[12]。这当然也是一种专题性的研究，这里单列出来却别具意义。马克思主义史学发源于欧洲，马克思主义史学一经出世，就以其开放、求真、经世、批判等品格，卓立于西方史学之林，并向外辐射出它强韧的生命力。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传来了马克思主义，也输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既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从外面输入进来的，那么从接受史学的角度，考察其通过何种途径输入中国，倘说它是“借道”苏联，那么进一步问，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又是通过何种途径输入中国的，传入过程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它在我国又引起了怎样的回响，又有哪些值得认真记取的经验教训，如此等等，我以为这正是传承马克思主义史学遗产需要搞清楚的重大问题。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史学要中国化吗？倘漠视马克思主义史学之东来及其所发生的影响的研究，那么马克思主义史学之“中国化”也是难以深入下去的。反之，我们也要关注中国史学，包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传至域外及其所发生的影响。在未来的岁月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要发挥其主导作用与主流影响，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看其能否以正确的认识与积极的态度，主动融汇于日益频繁的国际史学交流中，并显示出自己的优势。这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有力挑战，也是我们传承马克思主义史学需要开掘与深化的时代命题。
    期盼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早日问世。
    马克思自19世纪40年代创立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自此至今，它的起源与繁衍，它的传播与变异，它的危机与前景，论者纷纭，在漫长的世界史学发展史上，这一百六十年的历史，留下了令人难忘的、凝重的历史篇章。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国史学界迄今仍未有一部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著作问世，每每念此，忝列其中的本文作者不免感到汗颜（注：相比之下，我国哲学界走在了前面，粗粗查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有十多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见世，其中有煌煌八卷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黄楠森主编，北京出版社，1991-1996年），又有“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单卷本面世。这自然与哲学这一学科的性质有关，但历史学在它面前，也显得过于滞后了。）。倘若不深入了解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还谈什么传承马克思主义史学遗产，还谈什么守护与拓展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历史学中的主导地位，开掘与深化更成了一句空言。
    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当代世界发生的深刻变革，国际史学也发生了新的重大的变化，从20世纪初就开始的由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转变的步伐，由于社会的进步尤其是现当代技术革命新浪潮的冲击而在战后更加快了它的发展进程。
    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后马克思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二战后的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其成长繁茂的气候和土壤，因而发展迅速。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因其西方的社会实践，而与同时代的西方新史学（从阶级含义来说，实为现当代的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纠纽粘连，从这一意义上讲，它或许可以归入西方新史学的派别之列。然而，两者在互为影响的同时，又“和平共处”，各自独成一派。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毕竟姓“马”（尽管姓的是“西马”），但随着“西马非马”政治裁决期在我国的消解，人们确实可以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现出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之间，既有脉络相互承接的传统本性，也有张扬个性特征的时代品格，昭示出一种新的史学发展趋向。总之，“西马亦马”，归根结底，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种类型。
    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现时代、跨国界、多层次的发展特点：所谓“现时代”，指的是二战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生长的时代背景，身居的是繁荣与衰朽兼存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说的是它所体现出来的鲜明的“时代性”；所谓“跨国界”，指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的蔓延，遍及欧洲，流传北美，兼及欧美之外，说的是它所体现出来的宽纵与广泛的“世界性”；所谓“多层次”，指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家成员的结构，新旧交替，长者与年轻接榫，说的是它所体现出来的代代相传的“延续性”。
    应当说，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不断发展与日积月累，它也是我们需要传承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遗产的一种类型。为此，揭示战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新取向，兼及它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史学之间的关联，应当是时下传承马克思主义史学遗产研究工作的题中之义。限于篇幅，本文不拟展开，暂胪列以下几点，以说明论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