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面之一：一桩冤案。
    这里所说的“一桩冤案”，指的是波克罗夫斯基冤案及其平反昭雪[9]。
    米·尼·波克罗夫斯基（1868-1932年），苏联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笔耕不辍，著述甚丰，其中他的《俄国历史概要》曾得到列宁的赞许。事实上，苏联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与波克罗夫斯基的贡献是分不开的。当然，在他的史学理论中也有不少错误和缺陷。早在20世纪30年代，波克罗夫斯基及其学派的学术观点受到了最严厉的批判，最后由思想批判发展为政治斗争，波克罗夫斯基俨然成了一个反革命集团的头目，使不少历史学家遭到了灭顶之灾。直到1961年，苏共22大才为波克罗夫斯基恢复了名誉，推翻了当年加在他身上的一些不实之词。
    波克罗夫斯基的冤案，令后人生发出许多感慨：能用扣政治帽子、无限上纲上线的非学术手段解决学术问题吗？在这种不正常的批判中，那种用教条主义与形而上学的方法解释马克思主义，更不知桎梏了多少有创造性的历史学家的智慧；残酷无情的政治斗争，也不知伤害了多少有良知的历史学家的心灵。从这一绵延将近30年之久的事件中，我们觉察到，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前进的同时，曾付出过多么沉重的代价。
    断面之二：在“解冻”的冰层下面。
    1956年，苏共20大提出反对个人崇拜，在思想文化领域，首先在文学领域出现了“解冻”。在史学界，也开始清理与消除个人崇拜及教条主义在史学中的影响，其高潮是1962年12月举行的全苏历史学家会议。“拨乱反正”的清风，曾一度激活埋在冰层下的细流。不是吗？如历史方法论（注：在苏联史学中，所谓“历史方法论”，其内涵与外延较为宽泛，它常与历史认识论有重复，甚至还包括客观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理论问题，如E.M.茹科夫著的《历史方法论大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中文版）就有一半以上谈论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规律性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初曾出现研究热潮，又如比较研究方法、计量研究方法等都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从总体上看，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还鲜有突破。实际情况是，苏联历史学家即使在“解冻”时期，他们仍在苦苦求索，更不必说在斯大林高压政策时代下的历史学的境遇了。
    须知，包括史学文化在内的精神文化的发展、繁荣，需要适宜的气候和土壤。但是，在它那里老是阴晴不定，冷暖失常，更兼几番急风暴雨，催落花枝凋零，遑论于风雨憔悴中煮字烹文。多年来，苏联历史学家正是在这种“阴晴不定，冷暖失常”的学术环境中，备受折腾，努力地寻求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自身价值与自身地位，痛苦地挣扎，坎坷地前行。这种教训是值得我们认真记取的。
    断面之三：“历史热”。
    苏联史学中出现的“历史热”，发生在戈尔巴乔夫当政时期。在戈氏改革“新思维”的推动下，“重写历史”与“填补空白点”的舆论，由上而下，由于媒体的渲染，扩之社会，延及全民，日见张扬，至1989年达到高潮，连那些行动迟缓的历史学家也被时代的浪潮裹挟进来了。短短几年，被发现的“空白点”如此之多[10-p289～292]，以至苏联历史都需要重新改写。对此，一位历史学家这样描述道：“正是在苏联官方的鼓动下，以揭露历史真相为主要内容的‘历史热’，像一股巨大的龙卷风席卷整个社会，而且越刮越凶猛。”[10-p289]由“历史热”所不断引发出来的“空白点”，致使人们疑团丛生，思想混乱。后来，这种“历史热”也伴着苏联的解体，宣告结束，大潮退后，剩下的是历史的泡沫，也留下了太多的思考：“历史热”？这真是热昏了头。戈尔巴乔夫不过假借“历史热”，为他的政治改革摇旗呐喊，如此而已，岂有他哉。历史能“热”吗？大凡“历史热”之日，可能就是社会动荡与政治风暴的山雨欲来之时。历史研究的常态应当是“平淡”，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解体之前的“历史热”告诫我们：“历史热”可以休矣。
    管中窥豹，略见一斑。从以上几个断面，我们不也可以从中领略到在苏联历史与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苏联那种“史学政治化”的“特色”；由此而暴露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进程中的一些共同的问题，的确应为我们所吸取。因此，经历了艰辛与坎坷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也是后人值得认真总结与传承的史学遗产，对它采取全盘否定（如同过去的全盘肯定）的态度是不足取的。
    其三，传承马克思主义史学遗产需要开掘与深化。
    开掘意味着拓展与创新的交汇，深化意味着视界与识见的增添，开拓与深化是蹊径另辟，是学术进步与学术研究工作彼此促进的提高过程。传承马克思主义史学遗产也需要如此。我这里以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为例说点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