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马克思之后（注：本文所指马克思，往往也包括恩格斯在内，正如时贤所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两个人又是一个人。他们各有自己的特点和风格，但又是同一种思想体系的共同创始人，这当然包括恩格斯对创立和捍卫唯物史观所作出的历史贡献（参见陈先达：《走向历史的深处：马克思历史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页）。又，上个世纪中后期，在西方出现了贬低恩格斯的思潮，同时制造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立的神话，显然是以此否定马克思主义（参见黄楠森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07页）。拙文在这里所说的，是指马克思与恩格斯逝世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经历了跌宕起伏与坎坷曲折的发展过程。陈述马克思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史，不是本文的任务。在这里，笔者的思绪随历史的纵向推进而凝聚，在马克思主义史学遗产传承的进程中摭拾一二，略陈管见。
    其一，传承马克思主义史学遗产需要辨析与重评。
    辨析意味着陈见与新知的变换，重评意味着真理与谬误的识别，辨析与重评是革故鼎新，是学术争鸣与学术研究工作双向回应的提高过程。传承马克思主义史学遗产也需要如此。我这里略举19世纪末至20世纪最初年代里的一些事例以资说明。（注：本段所说的“辨析与重评”及下文所要说到的“回顾与总结”、“开掘与深化”，实际上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史学遗产传承的各个时段中。这里所分，主要是为了说明题旨，出于写作的需要，但也兼顾到各个时段（或各个地区、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实际情况。）
    马克思主义史学在马克思逝世之后，主要是它的唯物史观，开始在欧洲各国传播，德国的弗兰茨·梅林、卡尔·考茨基、法国的保尔·拉法格、意大利的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俄国的普列汉诺夫等诸家，对此都作出过各自不同的贡献。从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视角来看，他们对马克思史学遗产的传承与弘扬，由于众多的历史原因，对我们而言，或不甚了了，或曲解误读。这就需要我们辨析，作出新的评价。
    例如对考茨基。关于考茨基，列宁的确早有定评，在《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一书中，列宁这样写道：“我们从考茨基的很多著作中知道，他是懂得怎样做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的；虽然他后来成了叛徒，他的那些著作仍将永远是无产阶级（注：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和1972年第二版的《列宁选集》第3卷中均翻译为，“他的那些著作始终是无产阶级的可靠的财富”（1960年版，第675页；1972年版，第653页）。我们注意到1985年版的《列宁全集》第35卷中没有“可靠的”一词。在这里，引文虽然依据新版的译法，但俄文原文是否有“可靠的”这一意思，待考。）的财富。”[7-p269]然而，令人疑虑的是，在1914-1916年的战争以前，对于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的考茨基，对于他的《基督教的起源》、《伦理学和唯物史观》、《社会革命》等“始终是无产阶级的可靠的财富”的那些作品，有谁从历史学的角度作出过认真的辨析？考茨基这个历史人物的“多面性”已被“叛徒考茨基”恶名的单面性所掩盖了，他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的史学业绩因而也更被“叛徒考茨基”的恶名所掩盖了。对此，难道不需要我们从学科史的视域作出清理予以重新评价吗？
    普列汉诺夫的情况可能要好一些，因为他早年于俄国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传播，贡献卓著。在史学界，也很少有人不知道他的《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等传世名作。但倘若进一步追问，普列汉诺夫的史学思想是怎样的？他在史学理论上的建树又怎样？这就有点若明若暗或一知半解了，这当然也不是什么要紧的事。要紧的是，普氏的某些理论，如他与列宁的不少争论（如他所忧虑的“亚细亚复辟”等），似乎被一层历史的迷雾遮盖着，需要拨开迷雾，重新认识。（注：例如，1906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举行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普列汉诺夫与列宁关于土地问题的论争，以及随后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关于亚细生产方式的一些思考，都与列宁论见相悖。此后，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普列汉诺夫关于“亚细亚复辟”的忧虑果真是杞人忧天吗？对此，参见启良：《对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讨论的回顾与思考》，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92年第4期。另，近又翻阅普列汉诺夫的名作《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不仅就如何估计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如何发挥个人作用，普氏作出了精彩的阐述，捍卫与张扬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而且从历史学的角度看，本书虽经移译，其出色的文体与语言风格依然令人称羡。）
    由考茨基、普列汉诺夫两例，还使我联想到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那种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倘不分前后（如不分早年的与晚年的）、不加分析（如不分政治的与学术的），一刀切下去，不作实事求是与历史主义的分析，焉能不错？在传承马克思主义史学遗产的行程中，倘用这种态度对待诸如像考茨基那样既背上“叛徒”恶名又负有“史家”身份的历史人物，那么就很有可能错失或遗漏很多有用的东西，而有误于我们的传承大业。
    其二，传承马克思主义史学遗产需要回顾与总结。
    回顾意味着过去与将来的对接，总结意味着正确与错误的区分，回顾与总结是反思重建，是学术积累与学术研究工作互相影响的提高过程。传承马克思史学遗产也需要如此。我这里仅以20世纪苏联史学的兴衰得失作一说明。
    在世界史学发展史中，苏联史学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国际史学界曾拥有过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世界现代史学尤其对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曾产生过重大的影响[8]。如今，苏联这个国家虽已解体，但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一份遗产，并不为之消失，对我们来说，系统地梳理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史学，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正如刘家和所说，“不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经验教训，都是一笔宝贵的极有价值的理论遗产。”（注：见陈启能、于沛、黄立茀：《苏联史学理论》，专家推荐意见书（一，刘家和），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年版。回顾与总结苏联史学和史学遗产是一个值得重视而又颇具难度的学术课题，目前出版的陈启能等三人合著的这本专著，和陈启能等多人合著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还只是初步，仍有更多的工作需要我们去做。）
    因此，为了回顾与总结，这里截取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中的若干断面，略见这种前行中的坎坷，发展中的磨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