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历史的知觉经验表现在对历史纪念建筑的肯定的、欣赏的取向中。这种知觉经验存在于“保存拯救运动”之中，这项运动旨在保存古老建筑，并使之不会有与其最早的用途相悖的改变。这种知觉经验也存在于美国各处建立类似遗址公园的活动当中，如过去的战场，印第安人的遗址等等。也许看似自相矛盾，这种知觉经验的最纯粹的形式却是存在于我们从审美-历史角度思考的对象是完全虚构的时候。一个范例是为了大受欢迎的电影《泰坦尼克号》（1997年）而复制的泰坦尼克号轮船。据说复制过程中为了电影中盘子和餐具与原来的泰坦尼克号上的完全相同，人们做了巨大努力。另一个例子是“迪斯尼式美国”，这是迪斯尼公司1994年在华盛顿特区附近、距弗吉尼亚州北部的马那撒思国家战场公园四英里处筹建的一个主题公园。如果当时兴建起来，在这个公园里人造的、建构的过去无疑将会比真实的过去漂亮、欢快，但这个人造的、建构的过去被视为与在附近发生的历史事件冲突太甚--这个项目也就从未建起。
    第三种对历史的态度产生于宏大叙事的权威崩溃后不久，是将历史看成记忆和纪念的一种态度。历史不可知论宣称历史知识于现在和将来的生活无关，从而否定历史。历史的知觉经验将过去的具体物件变成存在于一个跟历史毫无关联的“布景’当中的美丽物体，从而否定历史。这两种态度都试图将我们的意识归纳到现在的视野当中：在第一种态度中，通过宣称任何并非关于现在的东西都是无关紧要的，在第二种态度中，通过宣称任何无法在现在美丽地呈现的事物都是无关紧要的。
    在把历史看作是记忆和纪念的态度中，上述相同的过程也起着作用。当历史成为仅仅是人们所记着的和纪念的东西时，这也就相当于把历史归纳在现在的想法和行动的框架之中了。记忆能说明的过去多不过记忆者现在的意识。记忆是一个现在的主体意识所建构的过去的一个映像。记忆本身也就是主观的；它也可能是非理性的、前后矛盾的、迷惑的、自私的。一直以来都很清楚，在没有独立的确证的前提下，记忆是不能作为可靠的对过去的标记的。
    在历史、记忆、纪念之外，第四种对过去的态度我们也应当考虑，这就是传统。时下关于“记忆”--尤其是“文化记忆”--的讨论很大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关于传统的讨论，这是令人吃惊的。但将记忆和传统混为一谈是错误的：这样做缺乏一种最基本的明晰性。记忆是主观的、个人的；它是深深基于体验的。当然，想拥有传统，也必须体验传统，但传统超乎主观和个人，在主观和个人之上。传统并不意味着以所谓的独特性和主体性传递个人经历，而是与个体颇有距离、有着集体影响并在个体之上存在的。我们必须被教化到传统之中（be educated into tradition）。传统只能是被每个人、每代人化为己用。在这个意义上，传统有种距离，与学习过程有关联，这是记忆的概念中没有的。
    历史更接近于传统，而不是记忆和纪念。在历史知识中，事情发生的方式与在传统中相似。历史编纂的一个方面就像是航行在时间和遗忘的黑暗海面上的一条船。它部分是抵抗时间和遗忘的积极努力。在这一方面，历史很像一些宗教学院，在这里学生先学习某个宗教传统的经书，继而自己编纂宗教传统。但在现代理解中，历史又不是传统。相反，现代欧洲历史编纂传统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产生于传统的崩溃当中。当宗教传统提供的宏大叙事失去了权威元素时，就为历史学科的出现打开了一个空间。新兴的历史学科与宗教传统有连续性，但还是与宗教传统分离开来，并与传统这个概念分离开来。很明显，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历史学科宣称的绝对客观性现在已经无法继续了。历史与记忆和纪念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后者几乎替代了历史，这就是一个原因。
    五
    历史若是以保存个人记忆或是作为一种纪念的模式而发挥作用为出发点，是很危险的。历史也不应被视为一种形式的传统，尽管历史与传统有很多相似之处。如果把历史淹没于记忆、纪念和传统之中，则会抹杀历史的批判功能。比如，谁会在阵亡将士纪念日（Memorial Day）这天站在华盛顿的越战纪念碑前发表一篇持续批评这场命蹇事乖的战争的演说呢？在这种场合，这是极不合适的。记忆和纪念有它们的位置，但将历史融于记忆和纪念会强迫历史服从于记忆的纪念的功用。与其肯定现在的秩序，历史著作更应该对其加以批判，原因很简单：现在的文化中的大多数事物都已经对这个文化很肯定了。我们应该有一种对过去的取向，同现在保持距离，因为我们大多数对过去的取向做不到这点。我们说史学应当对现在持批判态度，这在更大范畴内并不意味着要舍弃肯定而只取批判。它只意味着我们要认识到在事物的正常进程中，肯定总是会繁荣兴旺，而批判却不会。批判也要对时下被普遍接受的批判（或所谓的批判）观点持批判态度，这就使得事情更为困难。
    简而言之，将历史和记忆混为一谈，问题很多。如果历史学家开始为记忆服务，那么个人的、群体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自私自利的记忆将会成为历史真理的最终裁判，这是很危险的。历史学家的任务与其说是保存记忆，不如说是克服记忆，或至少是限制记忆。我们当然可以想见历史学家在其著作中加入历史参与者对过去的证词性叙述--比如美国参战士兵对二战和越战的叙述。美国出版了两本充斥着这类证词的著作。（注：或许此类作品中最广为人知的著作是Studs Terkel著的《“善”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口述历史》[“The Good War”：An Oral History of World War Two（New York：1984）]。）但很清楚，历史学家需要超越这种类型。
    史学应该是说教的吗？也就是说，历史著作是否应力图以过去的经验教训启发现在？一些哲学家确实推荐历史的说教功用。特别是在德国--因为跟令人痛苦的第三帝国的事实有关的原因--出现了很多在“历史说教”这个大题目下的著作。（注：特别应该注意的是800页长的《历史说教手册》[Handbuch der Geschichtsd idaktik，5[th] ed.，ed. Klaus Bergmann et al.（Seelze-Velber，1997）]。）历史的说教功能这个概念的问题是，历史学家以历史学家的身份似乎并没有为现在和将来开处方的权威。他们的专长是有关建构或重建过去。只要他们把这项工作做好，就有足够的资格批评试图通过曲解过去来支持立法或政策的某某方针的政客或一般公民。一个写过有关二战期间收容日裔美国人的专著的历史学家大有资格反对政客歪曲这项令人悲哀的政策来支持某种类似的骑士般的对公民自由的态度。但如果历史学家表现得好像他们现在标准的政治偏好是基于历史记录的话，就不明智了。历史可以就反对政治上的自大而提供告诫，但却不能支持这种自大或某种倾向自大的政策。它只能表现历史人物推行的某某过去的政策在历史时间的进程中表现如何。
    这里有必要提及康德的《系科之争》（1798年）。在这部著作中，康德区分了“低级的”哲学系科（faculty）--据康德讲这个系科应致力于纯粹的真理探询--和法律、医学、神学这些高级系科--这些系科要为国家和共同体的利益服务。相应地，高级系科不像哲学系科那样有研究和教学的纯粹自由。但哲学系科也绝不是独享优势。神学教授要受限于已确立的国家教会的教条：在这点上，他的自由是受限制的，而哲学教授的自由却不受限制。但神学教授却拥有已确立的教条赋予他的权力和权威。这样一方面神学教授能说什么是受限制的；另一方面他规定性言论又具有哲学教授的言论所没有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