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更应该属于康德所说的哲学系科，而非神学系科。诚然，我不会说从事说教事业或启迪事业完全超出历史学家的范围之外。但是这样的事业是以教条式的承诺为前提的，这种教条承诺必须明确地牢记于心，清清楚楚地预先说明，不可与对历史真理的探询混为一谈。此外，在德国，历史说教是根除民族社会主义的努力的一部分。它对德国过去的取向是批判的。在美国，说教性历史很可能在其说教的过程中成为肯定性的历史。
    所以--我主张--一般来讲，历史学家应当有批判取向，而非肯定或教条取向。在这一点上，法国的历史学家、哲学家米歇尔·德·塞尔托（Michel de Certeau）给了我们一个出色的模式。德·塞尔托认为现代西方历史编纂建立在现在与过去的断裂的概念基础之上。历史学家无法直接进入到过去的体验（或记忆）当中；有一种历史的“他者”是我们无法理解的。德·塞尔托也坚持认为历史学家与他（她）的现在必须有断裂。在一篇才华横溢的论文中，他探讨了“历史编纂的作业”的复杂性，执行这项作业的人知道他们的工作中要应对的边缘问题、间断性问题和不同远远多于连续性问题和类似点。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不同于“记忆”，后者在其体验性和纪念性意义上均抱有安慰人心的过去和现在之间有共同性和连续性的幻觉。
    自然，对我提出的针对历史的观点的一些反对意见可以接受。当我以本文第一稿为蓝本做讲座的时候，一位捷克哲学家反对说，有些情况下--例如要建立一个新的，或刚刚开始民主的国家的时候--肯定性的历史著作不仅可以允许，而且是必要的。但我并不同意从长远的观点看，肯定性的角色是历史应扮演的好角色。首先，这里历史篡夺了传统的角色。其次，传统中基本要素仅仅是与历史有些许关联，而且历史过去根本不会证明这些要素是正当的。
    如果我们把我提到的传统看作是等同于一组隐含的或明确的主张，它就会有一种含混地表达的政治理论的轮廓。这是一种装扮在看似历史叙事的外衣之中的政治理论。即使是在当时加拿大民族构成的条件下，这种英国中心式的叙事也经不起仔细考查，它最终也激发了一种负面反应，导致了魁北克的分裂主义运动。但这个叙事根本上是可有可无的。真正重要的、实际上可以比较明智地讨论的，是这些主张和原则正确与否。这些主张和原则不是关于过去的叙事，而是组织现在和将来的方针或框架。
    国家的基础当然不应该在历史叙事中找寻。问题并不只是这样的叙事违反了“断裂”原则，也就是名副其实的历史应当仔细区分现在和过去。更要注意到的是这样的叙事作为政治制度的基础极有可能是有缺陷的。比如，如果法国政体的基础是法国历史--我们的祖先是高卢人（nos ancêtres les gaulois）--这就很可能在现在和将来把看起来不像是古时候高卢居民的人排除在外。在广泛的意义上，这样的传统可以被认为是“文化记忆”。但即使它是真正的记忆--即使法国国家真的可以不间断地溯源至高卢人--这也许会是一个有趣的、惊人的事实，但我们无论如何现在都不能以其为法国国家的基础了。同样的情况当然也适用于所有为现有秩序提供“历史”依据的企图。或者叙事作为现在和将来秩序的基础有缺陷，或者叙事过于缺乏合理的历史内容，根本不再是合理的历史叙事了。
    批判性的史学必须与记忆在其所有意义上保持距离，同样地也必须与现在既有关联，又有断裂。批判性史学不为现在开处方。它只是展示过去不同的、惊人的--甚至是骇人的事物。如果历史著作缺乏惊人的属性，它也就缺少学术的、科学的依据。这样的历史可以将自己改造为记忆、或纪念、或传统。这些本身都不是坏事，但它们都不具有历史编纂的特征。另一个选择是，这样的历史著作可以变成一种屈从于范例的、趋炎附势的、没有创意的、毫无刺激性的职业历史编纂--这是我们应当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的。如果我们希望开始修史，我们就必须希望发现在一般的理解中被视为惊人的事物。历史学家如果停留在记忆的框架内，那么结果很可能是确认和肯定，而非惊诧。
    （赵晗，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博士生（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