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形成和增强中国史学的民族风格，是关系史学发展的重大问题。要推进当代中国史学达到新的高度，无疑应当在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大力学习外国优秀史学成果等作艰苦的努力。与此同时，还应当在如何形成浓厚的民族风格上大力探索和创新。事实上，20世纪一批出色史家正是在探索史学民族风格的道路上勇于创造，相继做出了宝贵的贡献。以往我们回顾20世纪史学，主要关注于历史观和史学方法的进步，而对于史家在形成独特民族风格方面的努力却未曾着手进行系统、深入的总结。本文试图对此作举要式的论述，以期引起史学界同仁研究的兴趣，共同从中获得对于我们今天建设具有中国气派的历史学的有益的启迪。
    一、世纪之初夏曾佑、章太炎、梁启超的探索
    20世纪初年，对推进史学近代化最有贡献的人物是夏曾佑、章太炎、梁启超三人，也恰恰是他们在撰著或构思中国通史的过程中，在内容上确立了以叙述社会进化、人群活动、国家民族盛衰发展的因果关系为目标，而在史书形式上吸收、发扬传统史学的长处并加以创造性的发展，因而成为20世纪探索史学民族风格的最初尝试。
    夏曾佑于1902年-1904年著成《中国古代史》（原名《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以近代进化论和因果律为指导，把几千年中国历史系统地划分为上古之世、中古之世、 近古之世三大时代，又有再细分为八个阶段，对于政治、军事、制度、生产、民族、社会风俗、学术文化各项，作了主线清楚而又切实饱满的论述，如对远古时代，即运用西方新学理，论述由渔猎社会-游牧社会-耕稼社会递次演进。当时，它一经问世，便使读者“有心开目朗之感”，“上下千古，了然在胸”。其原因，则在于与书中进步的观点和内容相配合，有比较恰当而新颖的编撰形式。
    《中国古代史》在编撰上的特点，是借鉴于当时刚刚传入的外国史书分章叙述的方法 ，同时吸收了中国纪事本末体的优点，将二者糅合起来，达到创新的目的。全书按篇、章、节叙述，同时又含以大事为纲的特点。著者说，文字虽繁，以关乎皇室、关乎民族、关乎社会风俗三者为纲，属于此三项的大事则详。为了实现此“以大事为纲”的意图，在编撰方法上，他便将纪事本末体按事立篇、明其前因后果、起迄自如、不拘常格的特点，糅合到从外国学来的分章节叙述的形式上。试以书中第二篇“中古史”第一章“极盛时代（秦汉）”为例。这一章前五十节中，绝大多数是按事件设立节目的。其中有专设一节叙述一事的，如“文帝黄老之治”、“景帝名法之治”、“武帝儒术之治”、“光武中兴”、“汉第一次通西域”、“汉第二次通西域”、“汉第三次通西域”；若一节容纳不下一个事件，则分上下两节叙述，如“天下叛秦”、“秦亡之后诸侯自相攻伐”、“楚汉相争”、“高祖之政”等即是；还有用连续六节叙述一事的，如“汉外戚之祸”（一至六）、“宦官外戚之冲突”（一至六）即是。
    夏曾佑尝试的体裁形式，反映了历史编撰的一种新趋势。而这种体裁形式在本世纪初出现和流行，有着极深刻的原因。一则，由于历史家学习了西方的新理论，着重要说明 历史的进化和因果关系，自然也要借鉴外国新的编撰方法；二则，中国史学的发展也已提出突破旧的编撰形式的要求。早在18世纪末，章学诚就主张用纪事本末体的优点去弥补纪传体的缺陷，以利于反映历史的大势。纪事本末体产生于封建社会后期，它具有因事命篇、灵活变化的优点，就成为本世纪初史学家学习西方、从事体裁创新的基础。在大胆向外国学习有用东西的同时，又对本国原有形式加以改造和发展，吸收别人之长与发扬本民族的特点相结合，这就是夏曾佑体裁创新上取得成功的根本经验。
    约略在同一时期或稍后，章太炎与梁启超撰著《中国通史》的计划，他们对编纂体裁的设计恰好形成大体相近的思路，要用一种新的综合体裁来撰写历史，以此代表了20世纪探索史学民族形式的一种重要趋势。章太炎和梁启超的探索，与18世纪末章学诚提出的改革史书编撰的主张前后呼应。章学诚总结了历史编撰的源流得失，提出了具有远见卓识的主张。他认为，司马迁所创的纪传体，本有“范围千古、牢笼百家”，“体圆用神”的优点，可是，后期的修史者却墨守陈规，不知根据需要变通，其结果是，所编成的“正史”弊病百出，“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不敢稍变；如治胥吏之簿书，繁不可删。”（注：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下》，《章氏遗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4 -6页。）此一缺陷正好从纪事本末体得到弥补。因而提出了“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作为改革史书编撰的方向。
    章太炎于1900年计划写作《中国通史》，其著述宗旨有二：一是为了“扬榷大纲，令知古今进化之轨”，一是为了“振厉士气，令人观感”。（注：章太炎：《訄书·哀清史附中国通史略例》，《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9- 330、329页。）前者要求以进化史观为指导，同时要写出历史演进的主线；后者提倡历史著作应对民众产生教育鼓舞作用，以激励士气。这些都与史学近代化的时代潮流相合 拍。观点、内容变了，必然要求有新的编撰形式与之相适应。章太炎设想在纪传体的基础上，发展为表、典、记、考纪、别录五种体裁相互配合的形式。其《中国通史略例》 明白指出，章学诚主张的兼采纪事本末的方法是“大势所趋”，并且加以发展。他所列目录中的十篇“记”，就是吸取纪事本末体的优点设立的。他说：“诸典所述，多近制 度。及夫人事纷纭，非制度所能限。然其系于社会兴废、国力强弱，非渺末也。会稽章氏谓后人作史，当兼采《尚书》体例，《金縢》、《顾命》，就一事以详始卒。机仲 之纪事本末，可谓冥合自然，亦大势所趋，不得不尔也。故复略举人事，论纂十篇，命之曰‘记’。”（注：章太炎：《訄书·哀清史附中国通史略例》，《章太炎全 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9-330、329页。）又说：“犹有历代社会各项要件，苦难贯串，则取机仲纪事本末为之作‘记’。”（注：章太炎：《章太炎来简 》，《新民丛报》1902年8月4日。）他是这样重视吸取纪事本末体的优点，认为这样做为史书编撰解决了难题，这清楚地说明了章太炎的设想与章学诚的主张前后继承的关系 。这十篇“记”要叙述有关“社会兴废、国力强弱”的重要事件，诸如秦的统一、唐代藩镇割据、农民起义、民族斗争、中外关系等等，这样来显示历史演进的大势。目录中 的“典”是用以记典章制度，来源于“书志”。“考纪”和“别录”实则同是记人，差别只在“考纪”专记帝王（洪秀全是太平天国的“天王”）。两者来源于“本纪”和“列传”，但舍弃了“本纪”作为全书大纲的作用。“表”是用以列举次要的人物和纷繁的材料，来源自明。他说：“有典则人文略备，推迹古近，足以臧往矣。若其振厉士气，令人观感，不能无待纪传，今为考纪、别录数篇。”（注：章太炎：《訄书·哀 清史附中国通史略例》，《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9-330页。）可见他在总体上吸取了纪传体综合的优点，而形成典、记等五体互相配合的编撰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