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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史家探索史学民族风格成就举要(3)

http://www.newdu.com 2017-08-27 《人文杂志》 陈其泰 参加讨论

张荫麟富有创造精神,在史著的结构和风格上有明确的追求,不愿落入俗套,力辟新境。自云:“作者写此书时所悬鹄的如下:(1)融会前人研究结果和作者玩索所得,以故事的方式出之,不参入考证,不引用或采用前人叙述的成文,即原始文件的载录亦力求节省;(2)选择少数的节目为主题,给每一所选的节目以相当透彻的叙述,这些节目以外的大事,只概略地涉及以为背景;(3)社会的变迁,思想的贡献,和若干重大人物的性格,兼顾并详。”(注:张荫麟:《中国史纲·自序二》,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他要着重叙述的是对历史发展最有重要影响的事项,即社会的变迁,学术思想的成就,重大人物的性格和活动。对这些要做到重点突出,内容上要予以透彻的分析,表述上则采用说故事的形式。总之,他的史著要写成富有思想性,生动的,能深入读者脑际,产生感奋力量并有独特风格的书,避免刻板乏味。
    匠心独运、惨淡经营的结果,在体裁形式上,张荫麟做到了把纪事本末体按事立篇、便于写清楚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的优点,融汇到流行的章节体之中;并且,在必要时,又吸收了典志体以及传记体的优点。如,第一章,“中国史黎明期的大势”,共分四节,分别为:“商代文化”,“夏商大事及以前之传说”,“周朝的兴起”,“周族与外族”。第二章,“周代的封建社会”,共分九节,分别为:“封建帝国”,“奴隶”,“庶民”,“都邑与商业”,“家庭”,“士”,“宗教”,“卿大夫”,“封建组织的崩溃”。又如,第八章,“秦汉之际”,共分五节,分别为:“陈胜的起灭”,“项羽在关中”,“楚汉之战及其结局”。这些节目的大部分,明显地是按事设立,以突出重大事件在历史演进中的作用,让读者能明确掌握各“大事”的原因、经过、结局和影响。其中有关周代奴隶、庶民、都邑、商业等,又糅合了典志体的特点。同时,著者对其十分重视的学术思想的成就,也采取按事立目的办法。如,第四章,“孔子及其时世”,其中分别设有:“孔子的先世及孔子的人格”,“孔子与其时世”,“孔子与政治”,“孔子与教育”,“孔子的晚年”。第六章,“战国时代的思潮”,共有六节,分别为:“新知识阶级的兴起”,“墨子”,“墨子与墨家”,“孟子许行与周官”,“ 杨朱庄周惠施老子”,“邹衍荀卿韩非”。历史是事件和人物构成的,学术思想也是人创造的,吸收纪事本末体、典志体以至传记体的特点,糅合到章节体之中,对于历史编撰来说,实在是必然的和可行的。
    在文字表述上,张荫麟有极高的才华和技巧,他把对历史的深刻观察和透彻分析,都融合到生动的叙述之中,因而一扫有的历史书叙述刻板、枯燥乏味的弊病,极具吸引力 和感染力。书中这样叙述孔子的人格:
    他们所遇到的是怎样一位先生呢?这位先生衣冠总是整齐而合宜的;他的视盼,和蔼中带有严肃;他的举止,恭敬却又辩才无碍,间或点缀以轻微的诙谐。他所喜欢的性格是“刚毅木讷”,他所痛恶的是“巧言令色”。他永远是宁静舒适的。他一点也不骄矜;凡有所长的他都向请教。便是他和别人一起唱歌,别人若唱的好,他必请再唱一遍,然后自己和着。他的广博而深厚的同情到处流露。无论待怎样不称意的人,他总要“亲者不失其为亲,故者不失其为故”。……
    从精炼的叙述中,鲜明地刻画出孔子这位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好学不倦、多才多艺,和他谦和、刚毅而又富有同情心的性格、修养。
    再者,书中叙述汉武帝改变汉初“无为”方针而实行“有为”政治的历史选择:
    窦氏之死,给汉朝历史划一新阶段。她所镇抑着的几支历史暗流,等她死后,便一齐迸涌,构成卷括时代的新潮。自她死后,在学术界里,黄老退位,儒家的正统确立;政府从率旧无为变而发奋兴作,从对人民消极放任变而为积极干涉。这些暂且按下不表。现在要注意的是汉廷的对外政策从软弱变而为强硬。她死后的次年,武帝便派重兵去屯北边;是年考试公卿荐举“贤良”,所发的问题之一,便是“周之成康……德及鸟兽,教通四海,海外肃慎,……氐、羌徕服。……呜呼,何施而臻此欤?”次年,便向匈奴寻衅,使人诈降诱单于入塞,同时在马邑伏兵三十万骑,要把单于和他的主力一举聚歼。这阴谋没有成功,但一场狠斗从此开始。
    书中作为重点叙述的大事,实际上是社会变动、政策转变和一系列军事行动、民族关系错综变化的聚焦,在质朴优美的叙述中,透露出著者对社会进程复杂原因和事件前因后果及对后世深远影响的深刻观察,隐含着历史家对民族命运兴衰所寄予的关切和激情。诚如鲁宾所评价的:“在张荫麟的笔下,中国古代的历史是鲜明的,容易了解的,对现代读者是亲切的。同时书中没有一点庸俗化的地方,也没有因简述一些问题而使论述降低到非专家水平,更没有否认别人的成果。”(注:张荫麟:《中国史纲·本书说明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页。)
    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翦伯赞的贡献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20世纪30-40年代起由成长壮大到获得蓬勃发展,逐步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马克思主义史家在实践中遵循着以唯物史观普遍原理与中国历史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方向前进,同时他们又自觉地承担把祖国优秀文化发扬光大的历史任务,继承、发展传统史学的有用形式和语言表达手法,呕心沥血地使自己的史著具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范文澜和翦伯赞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
    范文澜所著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是一部潜心研究多年、反复修订而成的巨著,是20世纪史坛上光彩耀目的“成一家之言”的名作。范文澜继承并大大发扬司马迁以来中 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撰成一部具有科学性,洋溢着时代气息,体现了各民族共同创造历史的成功的史著,同时在推进史学的民族化形式上也作出了重要贡献。范文澜对祖国文化有极深厚的素养,又精心研究过《文心雕龙》,对于文章作法和修辞技巧有高度的造诣;他在延安生活了多年,对于毛泽东所总结的科学的、进步的内容和民族化的形式这一新文化的方向有深刻的感受,并且自觉地出色地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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