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的史著有鲜明的观点和浓厚的理论色彩，是以对大量史实的准确把握和深入考辨为基础而升华出来的，全书蕴涵着丰富知识、消化了大量史料；而在章节结构和内容 层次上又做到细针密线、妥善安排，因而章法分明、组织严密、布局合理。这显然是对传统史学重视体裁、体例运用的继承和发展。范著的章节结构从内容到标题，都是苦心经营、设计的，既能鲜明地揭示出历史演进的特点，又布局合理匀称，前后连贯照应。如第二编“汉族中央集权的封建统一国家的成立到经济基地扩展大帝国的出现--秦汉至隋统一”，共六章，秦朝西汉各一章，标题是：“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汉族统一国家成立时期--秦”；国家统一巩固后对外扩展时期--西汉”。不把东汉和三国分开，而合设一章，为“继续向外发展并由统一走向分裂时期--东汉三国”。三国以后的历史更加复杂纷繁，书中不采取一般按西晋、东晋十六国、南北朝分述这样的格局，而是分设“短期统一与黄河流域又一次大破坏时期--西晋十六国”，“长江流域经济 文化发展时期--东晋南朝”，“黄河流域各族大融化时期--北朝”，作为此篇之后 三章。这样的布局和标题，确更能从政治、经济、统一规模及曲折、民族关系几个主要方面，揭示出各个时期或朝代历史的特点，及其在中国历史发展长河中的地位，同时，也使长期分裂纷杂的一段历史，显得不那么乱了。
    书中各个章节，都是精心构撰，文字简练，内容丰富，法度谨严。我们特以二节来说明。第一编第四章（东周）第五节“各族的斗争与融合”，分为三大层次。首先叙述“中国”、“夏”、“诸夏”、“华族”、“裔”和“夷”等名称的由来，和经过华族与居住在中国内部及四方的种族斗争，华夏文化扩大、各族不断融合的趋势。其次，叙述中原地区华族与其他族杂居的情况，以及南、东、北、西四方少数族的分布及其活动。再次，叙述华族凭藉优势的文化和政治力量，终于融合了四方诸族。最后得出结论，“东 周时期华族逐渐巩固了在黄河流域的统治地位，为秦汉统一作初步的准备”。全节不足2500字，却包括了详审的材料，清楚地论述了各族如何分布，如何斗争和融合，甚至详及戎、狄与华族各国互相攻伐的次数，而且有深刻的分析，辩证地揭示出华夷关系不同层面的意义和中国各族逐步融合的趋势。单独来读，完全称得上是一篇兼具思想性与学术性，内容丰富而又条理清晰、结构严谨的优秀论文。再如，第二编第一节“西汉政治概况”。首先论述汉高祖刘邦执行与民休息的方针。著者提出中心论点：“有非凡政治才能的汉高帝，在位七年，做着一件大事，那就是为与民休息准备各种条件。”以下每一项，“建立制度”，“招集官僚”，“压抑商贾”，“对匈奴和亲”，项项都归结到有利于人民休息。然后更进一层叙述汉高帝又致力于战争的善后措施，包括封文武功臣，对从军吏卒赐爵，劝告流民回乡务农，对因饥饿穷困卖身为奴者释免为庶民等，从而获得了社会各阶层的满意。又进而叙述刘邦“政治上的大成功”--消灭异姓王，分封同姓王（当时朝廷力量不足，需要同姓王的支持），迁徙豪强。最后归结说：“汉高帝在位七年规定与民休息的政治方针，给盛大的汉朝奠定了基础。”此为本节第一大段落，纲举目张，内容详赡而组织严密，层层深入，前后呼照。以此为基础，然后展开对西汉政治的发展和衰落的前、中、后三个时期的论述。
    在历史的文字表述上，范文澜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的史著的语言，既有厚重的历史感，又具隽永、优美、活泼、洗炼的特色。他写汉武帝，说：“汉武帝凭藉前期所 积累的财富与汉景帝所完成的全国统一，再加上本人雄才大略的特性与在位五十四年的长久时间，对外用兵，扩张疆土，对内兴作，多所创建（主要是水利），把道家思想的无 为政治，改变为以儒家学说为装饰的多欲政治。通过汉武帝，农民付出‘海内虚耗，人口减半’的代价，造成军事、文化的极盛时期。西汉一朝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如大经学家大政论家董仲舒，大史学家司马迁，大文学家司马相如，大军事家卫青、霍去病，大天文学家唐都、落下闳，大农学家赵过，大探险家张骞，以及民间诗人所创作经大音乐家李延年协律的乐府歌诗，集中出现在汉武帝时期。这是历史上非常灿烂的一个时期，汉武帝就是这个灿烂时期的总代表。”（注：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39页。）态度鲜明地、集中地、准确地对汉武帝的贡献和这一时期的历史地位作出评价，气势豪迈，评价准确，力透纸背。他称唐太宗是取得“空前成功的皇帝”，深刻而生动地分析唐太宗的政治性格和出现“贞观之治”的原因：“隋朝是唐太宗的一面宝鉴。隋朝的盛衰兴亡，给他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农民大起义，使这个出身大贵族的雄豪子弟，不得不在事实前面，认识了劳动民众的巨大威力。得罪了民众，就像隋炀帝那样集全部权利于一身的皇帝，也难逃亡国杀身的后果。他认识到要巩固自己 的统治权，就必须不得罪民众，这是他取得贞观之治的根本原因，也是被称为英明的封建皇帝的根本原因。”（注：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人民出版社，1965年 ，第93-94页。）“唐太宗鼓励群臣犯颜直谏，魏徵在谏臣中尤为突出。魏徵敢于据理力争，即使引起唐太宗的盛怒，也还是神色不变，继续讲理。某次唐太宗退朝回宫中，发怒道：‘总有一天杀死这个乡下佬！’长孙皇后问杀谁。他说：‘魏徵常常当众侮辱我 。’长孙皇后道贺，说：‘魏徵忠直，正因为陛下是明主。’他听了怒气才平下去。他出身大贵族，在战阵上又是奋击直前的猛将，性格非常雄豪，自然忍受不得魏徵的直谏，可是他有一个最大的畏惧，就是怕亡国。魏徵看准这一点，往往引隋事作例证，使他忍气接受谏诤。”（注：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第96、108、116页。）对武则天，书中称她是“刚强机智的政治家”，“贞观时期所取得的成就--统一和强盛，在武则天统治的半个世纪里得到切实的巩固，这是她对历史的贡献。”又引《颜氏家训》中所载邺下有专由妇人主持门户的鲜卑遗风，来论述武则天称帝的社会习俗背景，更 别具情趣：“武则天通文史，多权谋，自然是取得政权的一些条件，但突破太后临朝称制的惯例，正式登皇帝位，建立朝代，却是历史上唯一的创举。她能这样做，是和当时 社会习俗有关联的。……大抵北方受鲜卑统治的影响，礼法束缚比较微弱，妇人有发挥才能的较多机会，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武则天就是从这种风气里产生出来的杰出人物。”（注：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第96、108、116页。）他分析唐太宗因骄侈心的滋长，代替了前期的求治心，而成为唐朝由治安转向危亡的关键：“唐玄宗在开元 年间是励精求治的皇帝。但是比起唐太宗、武则天来，就显出他是弱点最大的一人。唐太宗经常以‘守成难’、‘慎终如始’警戒自己，武则天执持政柄，权不下移，唐玄宗 恰恰相反，在励精求治，取得成就以后，便筋疲力尽，骄侈心代替了求治心。唐朝到开元时期才达到了极盛的顶点，也就在这个时期的季年，造成了天宝时期的乱源。唐太宗 曾说，‘治安则骄侈易生，骄侈则危亡立至’，开元时期正是从治安转向危亡的过程，唐玄宗的骄侈心又正是这个转向的关键。”（注：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 第96、108、116页。）更是以精辟、生动的语言，总结出深刻的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