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论述各个时代的思想文化精彩的语句也随处可见。他评价孔子和老子学说对于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巨大意义：“儒道两家是封建统治阶级不可偏废的两种重要学说。儒 家是一条明流，它拥护贵贱尊卑的等级制度，使统治者安富尊荣；道家是一条暗流，它阐明驾驭臣民的法术，使统治者加强权力。秦汉以后历朝君主，凡善于表面用儒，里面用道，所谓杂用王霸之道的国常兴盛，不善用的国常衰亡。儒经和道经也为历朝士人所必读，成为学术思想的主要泉源。因此，孔子和老子两大学派，一显一隐，灌溉着封建社会政治、文化的各个方面。”（注：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276页。）确实鞭辟入里，发人深思。写唐代著名诗人李白和李贺的不同风格：“李贺想像力不亚于李白，不过李白满脑子神仙，神仙是最快乐最自由的幻想人物，因之李白诗充满着飘飘凌云气的快乐情绪。李贺却相反，他既不信天地间有神仙，承认死的不可避免。他在死的方面运用想像力，犹如李白在神仙方面，同样获得成功，不过长生与死亡意趣大不相同，二人的意境就大异了。”“李贺佳句大抵从实地 考察中得来，又加以锤炼功夫，得句往往奇巧。好似高手摄影师选择最适当的地点，摄取全部胜地的精华。”（注：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第696-697页。）真切而传神。他论述唐晚期及五代文苑一片衰败萧索，但此时却产生了新体的词，“恰似几朵鲜艳的桃李花在秋树枝上开放，使人感到衰秋里还留有一点春艳。”（注：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编，第662页。）生动贴切，令人赞赏。范文澜形象地譬喻优美的历史表述对于吸引读者、广泛传播历史知识的作用：“韩愈所说的文以载道，是经验之谈。一辆破车子载着大道理，别人会拒绝它走进自己的眼睛里。”（注：范文澜：《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217页。）范文澜的史著教育了几代人，他的通史著作和近代史著作长期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除了有高度科学价值的内容之外，语言优美生动、极具吸引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翦伯赞的史学著作，在文字表述上也很有特色。1942年11月，他在重庆撰写《中国史纲》第一册（即《先秦史》）即将脱稿时，郭沫若曾致函，请他写完之后带着稿子“到赖 家桥来为我们朗读”，历史著作而能拿来朗诵，就因其文字生动。仅举二例。《先秦史》书中描述原始社会由采集经济向采集狩猎经济过渡时的生活：
    据考古学家的报告，在周口店洞穴中，发现了大批古生物的化石，如披毛犀、毛象、剑齿虎、驯鹿、水牛、野马、野猪、灵猫、水獭及貂之属。在宁夏东部的遗址中，发现了披毛犀、鬣狗、鸵鸟、野马等的化石。这些古生物的发现，就指明了狩猎在当时人类生活中，已经占领了很重要的地位。并且，我们由此可以想像燧人氏时代的人群，已经再不是拘束于内海周围之可怜的采集者，而已变为英勇的猎人。他们拿着鹿角制成的匕首，或是有柄的投枪，在蒙古高原，在河北平原，在鄂尔多斯，在陕甘北部，到处展开了“烧山林，破增薮，焚沛泽”的大规模狩猎活动。到处的森林都烧起了熊熊大火，到处的猎人都发出了雄壮的呼声，于是在胜利的呼号中，大批的野兽被抬进了洞穴。同时，在内海的周围，在易水流域，在萨拉乌苏河，在黄河的沿岸，都布满了捞鱼的人群。此外，在这一带的山坡和原野也有成群的女子，进行采集。现在，在原始人的菜单上，已经不仅是球根、果实和螺蛤之类，而是添上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山珍海味了。（注：翦伯赞：《先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1-32页。）
    再如，《秦汉史》（又称《中国史纲》第二册）中写农民起义军包围长安、王莽面临灭亡的情景：
    火势延烧得更大，已经烧进了皇宫。王莽的妃嫔和新选入宫的一百二十名淑女东逃西窜，群呼：“当奈何！”这时，王莽避火宣室前殿，穿着一件深青而发赤的衣服，带着 皇帝的“玺”，手里拿着“虞帝匕首”，前面摆着一个“威斗”，傍边有一位天文郎替他转动斗柄，他就随着斗柄所指的方向而坐。为了替自己壮胆，他自言自语说：“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注：翦伯赞：《先秦史》，第31-32页。）说话的时候，声音很微弱，因为他已经三日不食了。（注：翦伯赞：《秦汉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年，第328页。）
    说明翦伯赞在40年代写成的这两部史著，在观点上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写法上是搜集了丰富的史料（包括考古资料），忠实地对史料分析，并力求语言的优美、形象，其出 色的段落宛如向读者展现出一幅幅生动的历史画面。作为他对历史的文字表述的理论概括，至60年代初，他主编《中国史纲要》时，便向编写组提出如下要求：“文章要写得 生动一些。但我们不是写诗歌，可以全凭感情，也不是写剧本，可以虚构（写历史剧也不能随便虚构，历史剧中虚构的人物和故事，也必须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能出现的）。我们是写历史教科书，既要生动，又要准确、严肃。”“文章要剪裁，删除繁芜无用的辞句。句子要锤炼，去掉不必要的字眼。不论是文章的剪裁或句子的锤炼，都不要为了美词而害意。”（注：翦伯赞：《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光明日报》1961年12月22日。）编写组贯彻了他的这些要求，语言上做到准确而流畅，得到了普遍的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