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是推进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关键人物，他是理论的倡导者，同时又是出色的实践者，故被称为“影响最广泛的史林泰斗”。（注：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卷一“史学新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年。）他所撰《新史学》、《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是近代史学理论的奠基之作。梁氏洞悉传统史书体裁的源流发展，对于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的得失优绌尤有精到的见解，在编撰实践上，他极富创新精神，力图为反映历史演进的真相提供合理的载体。其进行中的《中国通史》（未完成）的体裁设计即充分显示出对历史编撰的创造才能。此项计划酝酿于1901-1902年，后因卷入政治 漩涡而搁置多年，至1918年，他才“屏弃百事，专致力于通史之作”。（注：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59页。）现存部分文稿， 有《太古及三代载记》、《春秋载记》、《战国载记》等。他所建构的体裁，见于他1918年致陈叔通信中所言，分明是以“载记”、“年表”、“志略”、“列传”四个部分互相配合。（注：梁启超致陈叔通信，见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61页。）
    拿梁启超的“四体”与章太炎之“五体”相比较，实有许多相通之处。梁设想中之“ 年表”即章之“表”；梁之“载记”，等于章之“记”；梁之“志略”，同于章之“典”；梁之“传志”，则包括了章之“考纪”、“别录”二项。而从总的原则和体制说两人的设想相当一致。在吸收纪传体与纪事本末体二者的优点以尝试创造新综合体这一点上，两人各自通过努力达到了共同的结论。有创新意义的是设置“载记”的作用，以承担叙述一个时期的主要事件和历史大势的任务。以《春秋载记》为例，此篇共有六章，先在总叙中说明各章内容安排和撰写意图，说：“先分述数大国国势梗概，次总述霸业消长，与各国交互错综之关系，次述文物制度之迹象，各分节目而时缀以论列，藉以揽 知大势云尔。其宜专纪者，则归诸列传也。”（注：梁启超：《春秋载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五，中华书局，1989年，第3页。）以下各章的写法是，既叙述史实， 又结合评论历史事件或论述一个阶段的趋势。各个时期的“载记”联接起来，就是从纵的方面叙述历史演进的主线，与章太炎的十篇“记”相比较，有可能叙述得比较系统。 再者，梁启超设想的体系是明确地以“载记”为主干，其他“年表”、“志略”、“传志”都与之相配合。这样安排也比章太炎前进了一大步。从总体上说，梁氏设计的“四 体”是吸收纪传体之长处，又用近代的眼光进行重大改造。就“载记”的设置言，则是对纪事本末体的创造性发展。梁启超能这样做，是因为他既能看到纪事本末体的优点，又能看到其不足。他说：“纪事本末体于吾侪理想之新史学最为相近，抑亦旧史界进化之极轨也。”（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第20页。）又说：“纪事本末体是历史的正宗方法。……过去的纪事本末体，有共同的毛病，就是范围太窄。我们所希望的纪事本末体，要从新把每朝种种事实作为集团，搜集资料，研究清楚。”（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九，中华书局，1989年，第31页。）他的“载记”就把范围扩大，力图说明事件之间的联系和历史大势。他用了纪事本末的方法而加以发展，不但跟 袁枢的书相比大为不同，对照章学诚所曾设想过的办法也有了很大改进。
    尽管章太炎拟议中的《中国通史》未正式撰写，梁启超的《中国通史》也只写出部分文稿而远未完成，但是，他们对于新的综合体裁的尝试，对于20世纪的历史编撰的发展 趋势却有深刻的意义，他们的努力反映出近代史家已有更科学的观点和更开阔的视野，要求史著既能写出历史演进大势，又能再现社会各方面的情状。至20世纪末叶，罗尔纲 以“叙述”、“纪”、“传记”、“志”、“表”五体配合撰成《太平天国史》，白寿彝先生创立“序说”、“综述”、“典志”、“传记”四体配合撰写《中国通史》，更 把新综合体大大向前推进，谱写出20世纪史学的重要篇章。
    二、三四十年代吕思勉、张荫麟的探索
    20世纪30-40年代，史学科学化继续获得多方面的进展，与此同时，在创造历史编撰的民族风格上也继续有所收获。在以进化论和因果律为指导的实证史家中，我们可以吕思勉和张荫麟为例证。
    吕思勉所著《吕著中国通史》分上下两编，上编共18章，下编共35章。尽管此书系按章论列，似与一般章节体史书相同，实际上它又明显地吸收了传统史书中的典志体和纪事本末体的特点。上编各章的题目是：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官制，选举，赋税，兵制，刑法，实业，货币，衣食，住行，教育，语文，学术，宗教；显然，这是借鉴于典志的特点而来的新创造。下编各章中列有：古代的开化，夏殷西周的事迹，春秋战国的竞争和秦国的统一，秦朝治天下的政策，秦汉间封建政体的反动，汉武帝的内政外交，前汉的衰亡，新室的兴亡，等；此则是糅合纪事本末体“以事命篇”、“不拘成格”、“起迄自如”的特点而加以发展。吕氏所著的断代史，体裁形式也有类似的浓厚的民族风格。如，《先秦史》（1947）第五章至第九章，标题分别是：开辟传说；三皇事迹；五帝事迹；夏殷西周世迹；春秋战国事迹。章之下所列节目之标题，则有“炎黄之争”、“禹治水”、“尧舜禅让”、“夏殷兴亡”等，大多也是以事立目。第十至第十五章，分别为：民族疆域；社会组织；农工商业；衣食住行；政治制度；宗教学术。显然也是吸收了典志体的特点并加以改造而成。总之，吕思勉在体裁运用上有两项明显的意图，一是借鉴、改造纪事本末体，以反映历史演进的大势，一是借鉴改造典志体，以广阔地反映社会生活和典章制度的各个方面。从形式上看他对体裁的运用跟章太炎、梁启超的设想有很大的差异，但他这两项指导思想与章、梁二人却又有互相贯通之处。
    张荫麟所著《中国史纲》之所以能成为享誉中外的名著，除因他具有高明的史识，对历史的运动和联系有深邃的眼光之外，还应归功于著者对史书体裁有创造性的、灵活的运用，和在历史的文字表述上发扬了传统史家文史兼通的传统，达到了很高的境界。故从史著的民族形式这一意义讲，张著《中国史纲》是这一阶段最值得注意的成功之作，尽管其篇幅只有16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