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凶书仪内官场使用文范的发展，使晚唐五代的书仪在内容重心上发生更大的倾斜。自称是从郑氏书仪中“采其的要，编其吉凶”的大中时代张敖的《大唐新集吉凶书仪》（P.2646等）在吉仪部分完全放弃了与皇帝、朝廷相关的笺表一类内容，且合并、简化了内外族吉凶书仪，与此同时却将官场往还中的贺、谢官启状放到了主要位置，并增加了贺改官、节日献物、四海朝友加官及谢问疾赐药、补职事等多种内容，其中大多与地方藩镇有关，明显已不是来自原来的中原郑氏书仪。时代更晚的《新集书仪》涉及藩镇和地方政治、官员娱乐生活的文范增加到二三十首。这说明，愈到晚唐五代，吉凶书仪内属于官场酬应性质的内容就愈多，实用性及地方色彩也就愈浓厚。这类文范虽可用于官私之间，但其形式、性质已纯属有固定规格及使用场合的官牍。事实证明，由于朝廷权威受到来自地方的挑战，吉凶书仪中官牍文范以及反映藩镇和地方社会生活的四海书仪的膨胀与朝廷礼制、内外族吉凶书仪的相对缩减是综合性书仪最明显的变化。通过统计发现，官牍和四海书范在张敖《大唐新集吉凶书仪》和五代《新集书仪》（P.3691等）中分别占到了60％和80％的比例。这说明初唐重家族礼仪及以朝廷为中心的倾向已经愈来愈向重官场和以地方生活为中心转化。由此反映官场生活、围绕藩镇社会和中央地方关系、以贺谢长官为主体的书范文牍也开始分离出来，单独形成为另一种形式——表状笺启书仪。
    与书仪类型变化相联系的是书仪作者群也发生转移。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吉凶书仪大都出自高门世族之手，唐前期乃至中唐吉凶书仪的作者如卢藏用、杜友晋、郑余庆等也多是旧族人士或中央官僚，但由地方制作的书仪已开始出现，大中时代《大唐新集吉凶书仪》的作者、“河西节度使掌书记”张敖正是其中的代表。时代相近或更后的敦煌晚唐五代书仪，如《晚唐河北地区（？）的吉凶书仪》（P.4050、S.5613等）和五代《新集书仪》更是毫无例外，其富有藩镇和地方色彩的内容，决定了它们的作者只能是地方官吏僚佐，而这一点已证明是晚唐五代表状笺启书仪的特色，两者作者群的一致显然是吉凶书仪愈来愈向表状笺启书仪靠拢的一个原因。
    由藩镇掌书记制作的“记室文学”——表状笺启书仪在唐朝出现最晚，以表状笺启形式书写的官牍文范在这类书仪中成为主体，有些甚至直接抄自官员的往来书信。著名的《刺史书仪（？）》（P.3449+P.3864）就是从实际生活中提炼出的刺史拜官和上任、卸任途中给皇帝、朝廷官员和藩镇的各类表状文范。表状笺启书仪集中反映了官场生活，而围绕着对官职的崇尚与追求，此类书仪多以贺升迁、贺起居、贺节日及谢赐物、谢加官晋爵的贺官、谢官书为主要内容，如P.4093刘邺《甘棠集》收入贺、谢仪68首，占全部88首书状的3/4以上。P.3723郁知言《记室备要》的百余首书样也几乎全被贺、谢仪占据。虽然类似的这种平居贺官书状在司马光《书仪》中一概被名以“私书”，与给皇帝的表状及单纯的公文相区别，但它们的往还实际上已成为官僚社会公私之间不成文的规矩。
    必须提到的还有《朋友书仪》（P.2505、S.6180）。朋友书仪的前身是魏晋时代已出现的月仪。月仪按月为篇，叙写时景和对朋友的思念，以文辞优美著称，同样是世家大族的独创之作，传世晋敦煌大族索靖的《月仪帖》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唐人月仪帖》是其中的代表。但是唐初以后，月仪的创作已不多见且似乎最早退出了历史舞台，敦煌的《朋友书仪》不过是这类书仪适应时代要求的一个变种。这件书仪有十数个写本，与以往不同的是，书仪虽然用两组月仪组成了“十二月相辩（辨）文”的内容，并且其中一组的答书还多有照抄《唐人月仪帖》的情况，但是篇中关于西北边境生活的描写，却证明作者是从“晋”地到西北塞外从事黄河水运的一名运卒或小吏。其不同于以往的内容和思想感情令人感到书仪的地方性与平民色彩突出了。
    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往往会不知不觉地追随某种社会思潮流动，而这种价值观念的变化不仅表现在书仪内容重心的转移，也会在书仪的产生来源、制作方式、称谓格式、风俗趣尚和其他许多细节问题上留下痕迹。魏晋南北朝时期，礼法为以士族主宰的门第社会所重，“所谓士族者，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惟一之表征，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三联书店1957年版）。世族赖以相沿之家礼家学也成为古礼经学传统与现实社会需要沟通结合的媒介，出自大族人士之手的书仪，尤其体现了世族高门的这种意识与追求。《宋书》卷二四记琅琊王氏王彪之“博闻多识，练悉旧仪”并谙江左旧事，有“王氏青箱学”家世相传。卷四二《王弘传》称，“弘明敏有思致，既以民望所宗，造次必存礼法，凡动止施为，及书翰仪体，后人皆依仿之，谓为‘王太保家法’”。王弘即东晋王导曾孙，曾有书仪问世。《新定书仪镜》的凶仪凡例在将“奈何”之语改为“罪苦”时举“李家仪”为范，此“李家仪”应即《隋书·经籍志》所载北齐李穆之（公绪）《赵李家仪》。而《新定书仪镜》引“（唐）黄门侍郎卢藏用《仪例》一卷”，特别指出书仪的“称谓轻重”等是自“齐梁通贤，颇立标统”，其《仪例》纂述诸仪，也标明“务存简要，以裨未悟，士大夫之风范盖在是矣”。卷中纠正“旧仪”的某些词语用法不当，是以“齐太尉王仲宝（为）羽仪准的”，而王仲宝正是《隋书·经籍志》所载著有《吉书仪》和《吊答仪》的南齐大族王俭。世族风范及其家法家仪通过书仪转而为社会的共同标准。
    大族制作的书仪以家法家仪为基础，其对象则主要是围绕自高祖至玄孙的九族血亲，并扩展到内、外、夫（妇）三系不同的族属。这也决定了书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定轻重的特色，表现在“吉凶凡例”的内容中，是制作规格、语辞、称谓的轻重高低也必须以长幼尊卑和亲疏的不同等级为限，而又以父母为中心，体现孝字当头。不但吉书仪有极尊到极卑的五种规格，而将至高无上的尊敬和关怀之辞用于父母尊长；丧礼的举行和哀辞的表达同样以父母丧为最深最重而有不同程度，如《新定书仪镜·四海吊答第三》说：“凡五服哀辞惟有三等，重、中、轻。重者父母；中为祖父母、外祖父母及诸尊长等；轻为儿女弟妹及诸卑幼等，间虽有服制异，而哀辞□（？）同也。”当然家礼和国仪在精神上毫无二致，代表皇权至上的皇帝礼仪也同父母之仪一样是规格最高的。
    作为家族“吉凶之重用”的婚丧礼仪和相关书疏内容本身，也证明了论者已指出的唐前期书仪来自世族特别是东晋南朝士大夫的影响。例如杜友晋《吉凶书仪》中的“论婚报答书”（“通婚书”）与存世所见东晋王羲之《与郗家论婚书》（《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五八，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显然同出一途；其“妇人书仪”的致书对象围绕家内父母、公婆、妯娌等家族亲属，是颜之推所谓“江东妇女，略无交游，其婚姻之家，或十数年内，未相识者，惟以信命赠遗，致殷勤焉”习俗的典型表现。（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卷一《治家第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S.1725书仪出现了与《通典》所载东汉郑众《百官六礼辞》和东晋王堪《六礼辞》中礼物名称几近一致的婚姻“六礼”（《通典》卷五八《公侯士大夫婚礼》，中华书局标点本）。而同件书仪的“九族省吊奔丧法”按照身份亲疏细致地规定了哭吊仪的轻重，事实上代表了南朝大族重视家族吊礼的风俗。杜氏《新定书仪镜》的凶仪中，自父母初薨到除服乃至其他亲友的祭文占有很大分量。家祭乃南北并重之俗，如东晋卢谌曾著有《祭法》一书，在祭物方面已是“皆晋时常食，不复纯用礼经旧文”（《旧唐书》卷一八八《孝友·崔沔传》；《太平御览》卷七○三《服用部·香炉》）。后为北朝崔浩所承，浩亦“作家祭法，次序五宗，蒸尝之礼，丰俭之节，义理可观”（《北史》卷二一《崔浩传》）。《新唐书·艺文志》载有孟诜《家祭礼》、徐闰《家祭仪》、孙日用《仲享仪》、贾顼《家荐仪》等，作者多为开元以前人，说明家祭法在唐朝仍有发展，作为凶书仪重要组成部分的祭文也同样出自世族遗风。
    不过到了唐朝后期，书仪已经在制作方式和观念上有了极大的变化。一方面贵族的痕迹不断减弱，庶民之需求不断上升，即使是世族出身的大官僚郑余庆，也已经是“采唐士庶吉凶书疏之式，杂以当（常？）时家人之礼”（《新五代史》卷五五《刘岳传》第632页，中华书局标点本），而晚唐张敖书仪，更是减少了郑氏书仪“其间数卷，在于凡庶，故无所施”的内容，不但将内、外族书疏减少合并，且吉仪中婚礼程式也被进一步简化，送通婚书的“纳采”与送礼物的“纳徵”合而为一，亲迎中更突出了男到女家和青庐成礼、女家铺设帐仪等民俗。而凶仪在丧礼及送葬哭临和丧衣丧制的内容中，不但以唐人俗用为解，更杂入敦煌地方仪制，使之适合一般民众的使用，礼仪世俗化、平民化的趋势更加明显。另一方面是随着唐代社会官僚化程度的加深，“官”仪作为“家”与“国”中间的层次被突出了。官场关系（特别是长官僚属和上下级之间）重于一切，如唐前期书仪虽然遵循和发展了南北朝以来大族避讳称行第的习俗，但又配之以显示社会地位的官称，便形成了唐人“官称加行第”的特殊称谓，借此表达唐代社会官族并重的心理；但晚唐书仪则反映出对官职的崇拜有加，甚至将显示官位高低的“厶官阁下”、“记室”、“执事”、“左右”以及用于节度使将军武官的“节下”、“麾下”等称谓作为区别书仪轻重等级的标志。亲属关系已逐渐退居到社会关系的次要位置，官场关系，或者说官位高低，愈来愈成为支配家庭和社会生活的主要因素，所以不但书仪的内容题目本身显示出对于官僚生活的浓厚兴趣，就连普通百姓的平居书信也出现了格式语言完全模仿官文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