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认为西方是从封建制（feudalism）发展至绝对主义、绝对王政（absolutism）的观点在今天已经成为一种常识。值得注意的是，如此形成的历史认识自19世纪70年代前半期介绍至日本，后来又将这一进程理解为从“封建政体（贵族）”到“王权政体（君主）”的概念，这种认识又被福泽谕吉扩展为“文明史论”而得到广泛的传播。
    福泽认为，在日本直至江户时代的整个封建社会里，治者与被治者这两种文明元素是互不相关的。然而，为了使二者取得关联，就有必要实现“一身独立”、“一国独立”，这也就是明治维新所要解决的课题。（《学問のすへめ》第三编《一身独立して一国独立すること》，《岩波文库》1942年所收《学問のすへめ》，1872～1876年刊行。第二编于1973年出版。《文明論之概略》第9章《日本文明の由来》、第10章《自国の独立を論ず》）可是，福泽同时又认为明治维新是“倚仗帝室（天皇）的神圣尊严”而成功的。（《脱亜論》，《福沢論吉选集》第7卷，岩波书店1981所收，1885年发表）另外，他在《日本开化小史》中也说：“至江户时代，封建体制为之一变。美洲黑船（日本室町时代末期至江户时代末期，由欧美各国来航日本的帆船。由船体被涂成黑色而得名。后来包括蒸汽船在内的大型外国船也被俗称为黑船。——译者注）越过太平洋，直抵我国浦贺（日本国神奈川县须贺市内的地名。1853年，美国提督贝利在此入港，要求通商之地。——译者注）要求通商贸易。”他认为“封建制度的兴盛之时，人民有爱藩之念，而无爱国之心；待敌国外患强盛之际，则有爱国之心，而断爱藩之念”。如此，历史从江户的“封建”发展到了明治的“郡县”。（《日本開化小史》第十三章《德川氏治世の间勤王の気せし事》）正如田口所云，这里的“封建”并非西方的封建（feudalism），是中国那种与“郡县”相对的“封建”。不过，看来基佐所描述的那种在君主制下克服封建制而进入文明社会的历史发展模式，在福泽等人的意识中应该是存在的。总之，我们不妨作出这样的推测，他们是以基佐所论为基础来看待日本历史进程的，所以他们认为日本直至江户时代，是有着欧洲中世纪封建制色彩的社会，至明治维新才开始转变成了绝对王政的体制。
    然而，在日本还有另一派持不同意见的学者，他们认为日本绝对主义的成立是在江户时代，所以江户已是日本的近世了。这一派的主张即是以内田银藏、内藤湖南为首的京都文化史学。（有关内藤湖南及京都文化史学的详细内容，可参见拙作《内藤湖南と京都文化史学》，《内藤湖南の世界》，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2001年出版。同书的中文版亦将由三秦出版社出版）
    三京都文化史学的近世君主政体论
    明治初期试图以西方为榜样，实现日本近代化（文明开化）的福泽，曾提出“封建”门阀身分制阻碍了日本近代化的观点。基佐著作的译本中强调了那些作为“封建政体”特征的“世袭”、“领主”与“属徒”、“耕夫”、“奴仆”之间的悬殊身分关系；而且认为福泽所云江户时期的“封建”社会，并非与“郡县”（中央集权）对立的“封建”，指的是西方中世的封建身分关系；并强调了与此相反的作为另一极端的由具有国民意识之自立的个人所支持的近代国家形态。可以说，他们的观点是当时日本为摆脱前近代社会体制，将建设可与欧美列强相对抗之近代国家作为当务之急的明治初期社会状况的反映。
    然而，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直至日本转化为近代国家的明治后期，江户时代毋宁说是日本近代的准备阶段。在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之中，作为日本近代中国史学创始人之一的内藤湖南于1896年出版了《近世文学史论》一书（《全集》第1卷所收）。湖南在此书中详细论述了在江户时代作为江户后期文化的中坚，不仅有上层武士，也有一般庶民；当时儒学、国学（日本古典研究）不仅在外在形式上，而且在对于事实进行分析的态度上，都获得了坚实的学术基础。湖南还十分注重奈良平安的古代日本文化与隋唐文化、室町以降直至江户时期的文化与宋明文化之间的关系，指出宋学之传到日本乃江户学术隆盛的重要背景。但是，湖南在这一时期尚未言及宋或江户时代的社会状况已经具有近世特征的观点。
    湖南在1907年应招就任京都大学，得以结识日本史学者内田银藏。内田虽是日本史学者，但他在东京大学时曾从师于兰克（L.Ranke）弟子利兹（L.Ricess），而且有过留学欧洲的经历。他在1903年出版了《日本近世史》一书，在书中他首次将日本史与西方史作比较，认为日本从足利末期到江户初期“已经出现了与西欧社会极其相似的由中世向近世过渡的情形”。内田的理由首先在于，他认为就政治形式来看，江户那种从地方分权向中央集权的转移正可以与欧洲近世的绝对王政形成对比。（内田银藏：《日本近世史·绪论》，1903年）后来，他在汇集1918年演讲录的《日本的近世》一书中，又将中国史与西方史进行对比，以秦汉比拟罗马帝国，将魏晋以降的混乱比拟日耳曼的民族迁徙，以隋唐比拟西方的中世。进而，他又着眼于日本平安时期所接受之隋唐文化、镰仓及室町时期所接受之宋元明文化的影响，对宋元明文化给予了“具有清新旨趣”之中国近世文化的定位。由此，他提出了在宋元明的影响下，“我国国民自然地感悟到艺术的新鲜妙趣，受到精神上的新感化，终于导致了文艺复兴（Renaissance）”，并认为“近代日本文化主要是在近世中国文化刺激之下逐渐发展而成的”。（内田银藏：《近世の日本》（原为1918年在大阪怀德堂的演讲）第1讲《江户開府》，1919年富山房出版）他的这一认识与湖南在《近世文学史论》中的见解是一致的。总之，内田从与西方史的比较出发，将日本的江户和中国的宋元明时期划定为近世，得出日本近世的特征就在于形成了绝对君主政体的结论。
    湖南在与内田的交往中，于1921年发表了题为《关于应仁之乱》的演讲，指出室町中期日本在文化、社会上均发生了变化，认为从此平安贵族文化彻底崩溃。（《応仁の乱につぃて》，《日本文化史研究》，《全集》第9卷所收。原为1921年在“史学地理学同攻会”的演讲）在这篇论文中，湖南将日本近世的特征归结为；①下层人民的地位上升；②贵族文化扩展为庶民文化；③日本文化独立于隋唐文化等。由此，他进一步指出，“其实在中国从唐代到五代末期也出现了这种时代”，还提出了唐宋变革时期乃中国向近世过渡期的见解。于是在次年所撰述之《概括的唐宋时代观》等著述中，进而提出唐宋过渡期所呈现的①从贵族政治到君主独裁；②人民经济地位的上升；③文化的民众化倾向；④民族意识之高扬等等中国近世的特征。总之，湖南认为：唐代是贵族政体之身分制强烈、政治权力为多数人所分割的时代；而宋代则是与人民力量相衔接的君主独裁的时代。[湖南有关唐宋间的变化，可参见《支那近世史》（根据其1909～1925年间的讲义的整理，《全集》第10卷所收）、1914年《支那論》（《全集》第5卷所收）第1章《君主制か共和制か》、1922年《概括的唐宋时代》（《东洋文化史研究》，《全集》第8卷所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