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明治初期的西方研究
    江户时代的汉学（学习中国古典的学问）是学术的主流，由于对基督教的禁止，西方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未能在日本传播。日本人对西方学问的兴趣，是从18世纪中叶以后，通过西方医学、博物学[日本的博物学，在我国通常称为自然科学史（natural history）。即对自然界的动植物、矿物的种类、性质、分布作出记载并进行分类整理的学问。——译者注]而逐渐扩大的。由于当时日本在欧洲仅与荷兰保持有外交关系，所以对西方医学等的了解都是通过荷兰的书籍学习的，并称之为“兰学”。待到美国舰队来航，出于对近代西方的畏惧与兴趣，学习的对象又从自然科学扩展到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于是明治以后在兰学的基础上近代学术发展了起来。
    明治政府为了促进日本的近代化，曾积极推进西方书籍的翻译。同时，在民间也开始出版发行译著。在这些译著中，有法国史学家、政治家基佐（F.Guizot）的"Histoire de la Civilisation en Europe"，这部书后来对史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此书在1874年由荒木卓尔、白井政夫将其一部分翻译为《泰西开化史》，翌年又由室田充美翻译为《西洋开化史》。不过，影响更广泛的还属英国学者亨利（C.S.Henry）的英译本"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urope"，永峰秀树将其译为《欧罗巴文明史》（《日本近代思想体系13·历史认识》，宫地正人《明治前半期の历史意识10·欧罗巴文明史》题解。参见同书田中彰、宫地正人的解说），此书在1874年至1887年之间于东京出版。
    基佐在他的书中举出了构成西欧文明的各种要素，诸如神政、君主政（王权政、君主独权）、贵族政（侯政、侯权）、民主政（民权政、民权）等。他认为在这些要素的相互对立中，自由的概念也得以成长；他正是由此立场出发，描述了欧洲从罗马帝国的崩溃到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基佐的著作，日本现存有1948年安士正夫由法语原著翻译的《ヨ一ロッパ文明史》，《世界古典文库》，日本评论社刊，1987年みすず书房再刊。关于永峰译著，虽有学者指出其中存在着误译（矢岛翠《日本近代思想体系15·翻訳の思想》第1部《永峰訳〈欧罗巴文明史〉注释》），但是由于本稿所论为明治史学史，所以这里一概沿用永峰对基佐著作的理解]
    永峰在译著中使用了“王权政体”、“封建政体”、“共和政体”、“自由政体”等词汇。依鄙人之见，他在1875年1月出版的译著中对“封建政体”一词的使用，应当是最早在日本将英语的"Feudal system"一词译为“封建”的用例。永峰在将"Feudal"译为“封建”时，曾做过以下注解，他说：
    兹所称封建政体，其原文乃称为"Feudal system"，然其与封建政体之本意未合。当时，欧洲并无帝王在上，仅以豪强者胁从寡少人民等，动辄各恣一方，称雄割据，充塞各国而已。其形态虽似周朝封建末之春秋战国，然又不尽相同。假如使春秋战国之世，上无周室，诸侯弱小，且又无知，未懂合纵连衡之事，与世无交往，终日不离其巢窟的话，则该时代与兹所言者形态恰似，权且命名而已。其真相详见本编。
    永峰所设想的西方“封建”，并非中国西周时代的“封建”，而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分立诸侯，且诸侯不行“合纵连衡”而出现的各个独自割据状况。不过，此所言“合纵连衡”也许指的不是纵横家。即永峰在第1卷将aristocratic republic译为“诸侯合纵”那样，是指诸侯连年割据，无法联合形成合议国家的状况。
    永峰所译《欧罗巴文明史》第4卷（第四讲）的标题为《封建政体》。这一封建政体开始于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日耳曼人进入西欧的混乱时代。罗马崩溃以后，在都市以外“周游”各地的人民，在“依天险”筑城的“蛮民酋长”之下成为“农夫”、“奴仆”，于农村开始了定居生活，于是产生了“封建政体”。“酋长”在激烈的战争中为了维持地位，就不得不凭借“自己身上”的力量赢得周围人的“尊崇”，由此他们成为“领主”。由于可信赖者只有“妻子”、“亲族”（妻子地位得以提高），所以“世袭之风”亦由此显著。相反，“属徒”（家臣）也并不与领主同居，“耕夫”、“奴仆”有如“犬马”，领主视其为“家产”，持有“生杀与夺”、“买卖之权”。其结果，“野夫村妇皆仇视封建政体，至今言及其残余剩存者时仍然竭尽讥讽之词”。
    然而，封建政体是为了进入“再建秩序（王政政体）而与国民合作”的绝对王政所不能回避的一个历史阶段。于是一种与封建政体所产生之“抗拒权”，亦即国家相对，自下而上的自我主张诞生了。这种自我主张在封建政体中仅仅是一种“私抗拒”，但后来却变为一种“公抗拒”（公权）的机制，不妨称之为由“诸侯合纵（aristocratic republic）”产生出的议会制度的种子。永峰将"Feudal system"翻译为“封建”时所做注释大致包括了以上这些内容。
    按《欧罗巴文明史》的记述，“封建政体”后来一度遭到那些“获得自由的市邑反抗各地领主”的事件，由此形成的“自由市邑”在十字军时期增强了势力。而另一方面，王权政体也变化成了“具有保护国家治安之无比强大的政体”。王权“成为国安、公义、公利三事业的受委托者”，成为“得到（人民）爱戴，集合人民势力于自身的势力”。于是，王权与民权联合，排除了封建领主，成立了“王权政体”。从此“政府与人民二者归一”的欧洲，在饱尝各种经历之后，出现了“专制与自由”二者的对立。这种对立最终又成为酿成法国大革命的根源。
    在日本运用基佐的以上观点提倡文明论的人物中有一位是福泽谕吉。福泽在其1875年8月出版之《文明论之概略》第四卷第八章《西洋文明由来》的开篇写道：“这里引用法兰西学士基佐所著《文明史》及其他著作，且仅叙述其百分之一的大意而已。”他介绍基佐观点曰：“野蛮暗黑的时代总算结束，颠沛流离的人民得以定居，于是出现封建割据之势……这个时代被称巍≌ヒュ一ダル·システム'Feudal system'之世。”这里他从英语的"Feudal system"得出封建一词。福泽很可能直接读过亨利（C.S.Henry）的英译本。不过，从他书中“上面所述的详细部分，参见已问世的《文明史》译本”的文词来看，很可能他早已经注意到1885年1月发行之永峰的译著中所意识到的“封建”一词的翻译问题。继而他写道：“这个时代（王政成立期）集权于王室的现象，不仅限于法兰西，英国、日耳曼、西班牙诸国无不如此。国君为此付出的努力自不待言，人民也假王室权力铲除贵族仇敌。上下（王和人民）意气相投，形成打倒中间（封建贵族）之势，全国政令逐渐归于一途，不久便形成了政府体制。”总之，他认为是国王与人民同心协力打倒了封建贵族，建立了新型王政。（《日本開化小史》第十三章《德川氏治世の间勤王の気せし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