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五代随着书仪重心的转移，许多曾经被作为贵族遗范的形式被改头换面用于官场，例如婚丧和起居书仪都可以有对尊长使用复书（“一书两纸”，“月日在前”，叙事问候或者悼叹亡人可以重复表达）和一般使用单书（仅有一纸、“月日在后”）的区别，其中复书自卢藏用、杜友晋等到郑余庆已逐步实行了“裁成一纸”的改革。但是相对于它的简化，官场中却出现了起居书状问安之外，另附“别纸”奏事以示敬的烦琐习惯。而月仪中原有的十二月贺，到P.4092《新集杂别纸》等一些书仪中，也变为问候和祝福长官的“月旦贺官”。书仪的彻底官僚化已使之在整体风格上有了质的改观。
    书仪在内容型制上的递进，还反映了唐后期藩镇政治的发展。笔者曾经撰文指出，表状笺启书仪中贺、谢官仪之所以突出，是由于它们不仅被节度使等地方高官用于与中央、地方间的官员交往，处理各类关系，也被用于藩镇内部的僚属致长官，因此事实上已成为藩镇内部向节度使表达尊奉和敬意的必行之礼。特别是这类贺、谢官书仪无论形式、内容都是原来官员上皇帝表状的翻版，例如属下参拜使主的所谓“月旦贺官”与正、冬贺节仪就是比照朝廷的“朔望朝参”与贺正、冬笺表，在敦煌归义军内部用于节度使的“杂相贺[语]”（S.3399）中，甚至也包括了原来只能用于皇帝的贺祥瑞、贺赦文，这清楚地表明了节度使统治下藩镇的礼仪下僭。赵璘《因话录》曾指出：“今之方镇刺史入本部，于令长以下，礼绝宾主，犹近君臣。至于藩镇，经管内支郡，则俱是古南面诸侯。”（《因话录》卷五第107页，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节度使在其统治境内颁官颁赐，所以也自然而然地成为地方权力的主宰，成为官民俯从仰望的对象。因此尽管笺表之类似乎只是官场生活中的某种程式和细枝末节，但它所代表的官仪被普及推广，却昭示了地方小朝廷小社会的形成。因此，因政治的多元化而造成礼仪的多中心同样成为唐五代社会萌生的新特色。
    总之，书仪虽然只是在士庶民众中流行的一种民俗礼书，但由于表现了不同时期的丰富内容形式而铭记下深刻的时代烙印，故通过观察，不难提供对于中古转型时期社会民生与精神文化的理解和思索。中古前期是世族门阀占统治地位的时代，血缘关系乃贵族赖以支撑门第、支撑社会的支柱。在这个时期的书仪，无疑会以世族建立的家法家仪和所崇尚的典雅风范作为引领。但是正如唐长孺先生所指出的，“大抵从南北朝后期以来，旧门阀的衰弱是一种历史倾向”。衰弱导致旧门阀日益脱离乡里，依附于中央政权。（《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第378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因此，唐前期的书仪作为士族达官的产物，虽主要吸收旧仪，但已体现出与国家观念及官僚意识的结合，达到了朝仪与家仪归一的效果。唐后期藩镇体制的建立，使书仪制作者的群体发生了从中央官员到地方僚属的转移，表现官场礼仪的表状笺启书仪遂取代吉凶书仪而成为制作的主流，其制作再次从中央回到地方。官位高低压倒血缘亲疏成为确立尊卑的标准，庶民意识和俗礼俗仪不断融入，官场仪范也充分膨胀成为全社会瞩目的重心，这个轮回的过程标志着唐宋之际官僚社会的逐渐成熟和走向庶民化的必然趋势。因此综观书仪的发展，不仅表现了不同时期的礼仪文化，也是中古社会历史变迁的缩影。
    作者简介：吴丽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北京100732）
    唐宋变革论于日本成立的背景
    葭森健介
    前言
    今天我们大家有着一种共识，即都认为历史是发展的事物，无论西方还是东方，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总会有一种共同的轨迹。而且，今天东亚的历史学者也都是在运用近代史学方法来分析东亚各地区历史发展的。20世纪以来，在中国和日本有很多研究者，在分析汉魏、唐宋的历史时，也大多是使用西方古代社会、中世社会、近世社会的特征作为衡量其时代发展之标准的。然而，这种认识在19世纪以前的东亚是难以想像的。我这里主要想谈谈日本在进入近代的明治初期，是如何理解西方历史发展，又是如何将这种理解应用于中国史研究的课题的。
    一日本明治以前的历史认识
    在日本，所谓历史也是由记录开始的。例如，有记载天皇家谱系的《帝纪》，有记录神话传说和口头传承的《旧辞》，还有以此为基础被认为是成书于8世纪前期的日本最古的史书《古事记》、《日本书记》。其中，《日本书记》是参考中国史书而用日本汉文（中国古文）写成的。而且从《日本书记》以后，《续日本记》等五部史书都是用汉文编纂而成的，合称“六国史”。虽说这些史书都是用中国古文写的，但与中国的“正史”又有所不同，尚没有上述历史分期的观念，不过是记录的堆积而已。在平安时代，已有用和文写作而带有佛教世界观色彩的《大镜》问世，后来还有借历史而阐述自己思想的《愚管抄》、《神皇正统记》等书籍，都是从某种史观出发，对史实的再编辑而已，尚缺乏历史学观点。（参见尾藤正英：《日本にぉける历史意识の亜展》，《岩波讲座日本历史》别卷1，1968年所收；赖惟勤：《中国と日本の史学》，中国文化丛书9《日本汉学》，大修馆书店1968年所收）
    至江户时代，出现了由儒学家编纂日本通史的情况。江户初期，幕府儒官林罗山、林鹅峰父子著有《本朝通鉴》。后来又有水户光圀从水户藩主的立场编纂的《大日本史》。这些史书受到当时儒学特别是江户时期在幕府保护下得以迅速传播的朱子学的深刻影响。朱子通过《通鉴纲目》一书，试图以史为鉴，投影于现实，从中得出教训，辨别时势。实际上，《大日本史》的编纂也是“提及三个问题，而以《资治通鉴》那种辨别大义名分为主要目的的”（内藤湖南：《白石の一遗闻に就きて》，《先哲の学問》，《全集》第9卷；原著，弘文堂书房1946年版）。总之，上述各书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学习了中国儒教之历史叙述方法的。的确，在清朝考据学的影响下，日本也掀起过实事求是的风潮。然而，在朱子学占主流的当时，毕竟还是鉴往察今、以古为训而编纂的史书居多。那些书中称传说之尧舜禹等圣人君主统治的时代为三代，并将其理想化，带有批判现实社会之“是古非今”的观点。在那种直接对照现在与过去、汲取历史教训的历史认识中，并不具备历史是不断变化发展的意识。（前揭内藤湖南《白石の一遗闻に就きて》、赖惟勤《中国と日本の史学》）
    然而，在西方诞生的近代历史学却与此有所不同。例如，具有探讨现在世界史之历史发展规律性重要意义的，是黑格尔（G.W.F.Hegel）的《历史哲学讲演录》一书，书中就曾叙述了那种以欧洲从自由价值观发展到获得个人精神自由之基督教为历史内容的世界史。（黑格尔：《历史哲学讲演录·序论》）又如曾席卷战后日本史学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所重视的也是由原始公社制、古代奴隶制、封建制阶段直至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过程。（马克思《经济学批判·序言》乃其代表）换言之，可以说试图以现在为起点，分析历史发展过程的方法是西方近代史学的特征。
    就日本人获得这种历史认识来说，与其如何承认西方已发展到了高水平的社会的认识是分不开的：先是鸦片战争中国败于英国的消息，继而是1853年美国舰队开到当时作为政治中心的江户（现在的东京）附近要求江户政府放弃锁国政策、对外开放的事件，因此日本的有些知识分子感到建设与西方抗衡的近代国家已势在必行。正是在那时，日本开始有了近代史学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