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的史学跨学科研究
    王容◆（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刚才严老讲到目前我国史学研究中不重视经济史，而韦伯恰恰很重视经济史。他对中国经济史也有研究，并且还涉及各个学科和各个领域。
    马克斯·韦伯早在本世纪初就进行了大规模的世界史跨学科研究并发展出一套独特的方法。韦伯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他以历史事实为根据，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课题；近代资本主义为什么仅仅出现于西方世界？完成这个课题的代表作是两篇重要的论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新教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的结论是：近代资本主义之所以出现于西方，原因之一是：基督新教的禁欲伦理、加尔文教的天职观同资本主义精神之间有选择亲和性。为了佐证这一结论，韦伯又进行了规模庞大的文化比较，考察非欧地区没有出现近代资本主义的原因，这就是未完成的《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其中，完成的部分有：《导论》、《儒教与道教》、《插入研究》、《印度教与佛教》、《古犹太教》。这种历史的文化比较使韦伯的课题有了充实的立体内容。
    我们以《儒教与道教》为例，来说明韦伯的史学跨学科研究的特点。韦伯研究的课题是：“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近代西方那样的资本主义”。或者说，韦伯考察的是中国封建社会3000年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原因。全书共分8章，其中前4章考察中国的“社会学基础”。这是一种百科全书式的考察：货币制度、财政制度、农业制度、历史上的变法试验、城市、行会、宗族、神明观、分封制、科层官僚制、中央政府与地方官吏、政教合一、皇帝、军队、法律。这不是泛泛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综合考察，而是跨学科的历史研究。这里说的跨学科，不是各学科都沾点边，而是利用不同学科的专门知识和方法，来考察历史。他对中国货币的考察，就颇具行家眼光，例如：某一时期全国有多少家造币场、年产量多少、用工多少、用料多少（其中铜、铅、锡各多少）、成本多少、利润多少、甚至同一时期几枚面值相同的铸币之间的成色差，都称量了出来，治学之细，可谓细如牛毛！
    在第二部分，即5、6两章中，韦伯重点考察了中国文化。在分析士大夫这个等级时，韦伯又一次运用了跨学科的方法。从美学、语言学、文学、伦理学、教育学和社会学等角度，细腻入微地考察了这个等级的形成、特点和功能。仅从教育学角度，韦伯就探讨了教育方针（灌输儒家伦理）、任务（培养君子）、对象（有教无类）、内容、机构、设施、师资、初等教育、高等教育、考试制度、考试内容、学位、录用、淘汰、再教育等等方面，并且同西方、古希腊罗马、埃及、印度历史上的教育制度进行了比较。在分析儒家伦理时，韦伯同样运用了跨学科的方法。这次涉及了伦理学、政治学、法学、宗教学、哲学、经济学诸学科。其中分析儒教中缺乏自然法与形式的法律逻辑一节，一直被法学界奉为经典，经常引用。
    在第3部分，即第7章，韦伯考察了被儒教视为异端的道教、佛教以及其他各种教派的沿革和本质。其中，对太平天国的分析很有独到之处。他在对大量史料分析的基础上认为，这是一个实行禁欲主义的武士等级国家，典型的军事掠夺共产主义与早期基督教的无宇宙论的仁爱相混杂，民族主义的本能被推进到有利于国际间的宗教亲善这一广阔背景下。韦伯认为，太平天国的伦理比较接近基督教。对于基督教的传播来说，这个机会比起西方传教士们所提供的机会有利得多。
    全书的最后一个部分，即第8章，是一种典型的东西方文化比较：儒教与清教。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跨学科比较——两种不同的理性主义之间的比较。在儒家伦理中，不存在人与神之间的紧张关系，儒士追求的是人世间的和谐，因此是理性地巧妙地适应世界。儒家最看重的是家族里的人伦关系，适应自然经济的存在。清教伦理则强调人与神之间的紧张关系，强调原罪。清教徒追求的是灵魂得救，用行动作上帝的选民，因此是理性地改造世界。清教早就挣脱了宗族的桎梏，建立起信仰共同体，因此清教徒之间有信贷关系，这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时代企业家必不可少的品质是：禁欲、无情而又实际的理性主义，而这正是儒家伦理中所没有的。因此儒教同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之间没有亲和性。这是中国没有出现近代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儒教却同中国社会学基础中的种种封建因素，尤其是中央集权制有极大的亲和性。韦伯认为，中国人很有能力，甚至比日本人更有能力吸收近代文明在技术和经济上都得到全面发展的资本主义，中国人并不天生缺乏对资本主义的追求。但是，相对于西方来说，中国不存在有利于资本主义出现的外部条件。
    跨学科研究应注意的问题
    杨适（北京大学哲学系）：《史学理论》倡导开展史学和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的跨学科研究，是极好的。现在跨学科研究在国外盛行，使学术研究得到许多新发展。我们国内的状况是各学科彼此隔绝，这种状况亟待改变。不过如何推动和发展这类跨学科研究，也还是个问题。例如近些年来有人提倡“三论”史学和“三论”哲学，似乎没能改变史学和哲学研究中的基本看法，反而引起了多数学者的某些不安和疑虑；比较史学、比较哲学、比较文学等等也有人提倡，这方面的情况要好些，这也是一种跨学科研究。
    我个人对跨学科研究感到有迫切需要，也有些疑虑，愿意谈出来供大家批评。我是搞西方哲学史研究的，研究的对象本是西方历史的一个方面或部分，但我们几乎同研究世界史或西方历史的学者们没有什么对话：我们搞西方哲学史的许多人只搞概念范畴史，不大管实际的历史，似乎种种的哲学精神与范畴不是在历史上活生生地行动着的人们的思想中；而搞历史的学者们对哲学或精神发展之类也很少兴趣，在他们的著作里常常只是陈述或罗列些历史事件，末尾才讲几句文化或思想的事，似乎这是两回事，似乎历史里不曾贯穿过某种生动的创造精神。此外，搞哲学的和搞哲学史的也分家，搞西方史的同搞中国史的也分家，老死不相往来。但真正说来，搞哲学和文化的谁不是为了我们今天的历史创造，谁能离开以往的历史？搞西方哲学或思想文化的，谁只是为了西方，而不是为了我们今天的中国？所以我深感彼此隔绝的弊害，特别愿意同史学界和其他学科的同志交往，我想这不仅有助于彼此增长知识，更有利于促进各自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