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个人而言，一个科学工作者可以主要从事某一种类型的研究，但就整个历史学来说，只允许存在一种类型的研究就不行了。应不应用新方法进行研究是一回事，新方法运用得好坏是另外一回事。这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不能因为某些用新方法从事的研究有缺陷，就否定新方法存在的价值。总之，在同传统史学家的对话中，我想说这样一句话，那就是传统史学家应允许外行人对历史学感兴趣，也就是说允许其他学科的学者用新的方法研究和评价历史。
    杨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刚才听了几位老师的发言，很受启发。我很同意李幼蒸老师提出的形成多元化的历史研究局面的看法。提倡新的史学研究方法并不意味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已经完全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应该被取而代之。其实，传统方法与新方法之间的关系不是谁取代谁的关系，而是互相补充的关系。欧美各国史学界的状况是，一方面新的史学方法和学术流派不断涌现；另一方面传统史学仍然占有很大的比重。这种“新旧并存”的局面是正常的，并且还会长期存在下去。在我国情况并非如此。长期以来，史学界一直是传统史学的“一统天下”。因此，现在提倡新的史学方法远没有“独霸天下”的意思和可能，只是想破除研究方法单一化的状况，形成新旧方法“平分秋色”的局面，这将有利于史学的繁荣和发展。
    总之，以跨学科研究为主要特征的新史学与传统史学之间的关系，是平行发展的关系。传统史学家不应死抱“国粹”，认为提倡新史学方法的人是追赶时髦，甚至是离经叛道；提倡新史学方法的人也不要对传统史学不屑一顾，嗤之以鼻。两者应该通力合作，使我国历史学更加繁荣。
    数学、自然科学以及技术对历史学的影响
    胡作◆（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广义讲，历史研究过去所发生事件的总和。自然也包括科学及技术在内。长期以来，种种原因阻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结合。随着“科学是生产力”论的提出，势必要考虑这一庞大的领域对历史所起的影响。技术对人类社会的推动，一直是巨大的，而自然科学和数学则需要分析。我想可以分5个方面来谈这个问题：
    1.不应孤立地叙述历史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而是把它们更加有机地结合起来，特别是揭示技术及科学在其中的作用。如对战争的描述往往忽略后勤（特别是运输工具、运输速度）对战争胜负的影响。在讲到文艺复兴时的巨人达·芬奇及米开朗基罗时，忽略了达·芬奇是当时最优秀的军事工程专家而后者则直接设计过佛罗伦萨的要塞。
    2.历史编纂过程中应更多地利用定量数据，统计数学。特别是电子计算机的普及使得过去靠人力无法完成的数据处理工作得以在短时期之内完成。正确地使用数学及计算机无疑会大大推动历史科学。在史料及年代考证方面早就用到了物理学。
    3.在历史研究特别是比较过程中，运用自然科学的概念及方法有助于揭示不同因素之间的关系及规律性。热力学研究物理及化学过程，其中的“熵”概念现已大大推广并运用于各种更复杂的系统。同样，“协同”的概念也来自物理学。自然科学的概念由于其确切及可定量化有助于解释过去一些模糊不清的概念，如“进化”、“进步”（倒退）等等。
    4.随着牛顿力学的决定性观点经历三次修正，即相对论修正，量子力学修正及非决定论（混沌状态的存在）修正，历史学理论中的绝对决定论思想也让位于相对性、多样性、非决定性的观点。这一方面导致各种文化的特异性的探讨（作为共同规律性的补充），另一方面也促使“模型论”（或“模式论”）的诞生，它研究可能存在的模式及其动力变迁因素。
    5.自然科学的功能主要在于认识世界、解释世界，而它通过技术实现其社会功能——改造世界。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自然科学方法论带来的“预见性”或“预测性”。300年前，牛顿的《自然哲学数学原理》的出版， 不仅用统一的万有引力定律解释了天与地的运动，而且通过计算可以预见未来行星的位置，正因为如此，科学的权威性才树立起来。历史学的功能在于描述过去，解释历史。而除了其意识形态功能之外，恐怕还有“预测未来”的功能。完全的预测由于因素的多样、复杂、变动不居，似乎不太可能，但随着历史科学本身的进步，应用多方面、多学科的研究，实现“误差”较小的预测恐怕还不是不可能的事。在这方面，气象预报的历史是一个启示。
    “科学给人知识，历史给人智慧”，没有多方面的、跨学科的知识，片面的、独断的历史恐怕只可能使人愚昧。但是，另一方面，误用、滥用数学方法、自然科学概念及理论则更加危险，它会使似是而非的名词掩盖真正的历史内涵，从而导致思想混乱。归根结底，历史的基础在于全面的、可靠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