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历史学的理论体系主要是由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这三个部分组成,现陈述如下,以求师友匡正。 一 史学本体论是指关于社会历史过程本身的性质和特点的认识,其核心就是社会历史观,但其外延似乎又比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历史观更宽广。诸如:社会历史现象与自然现象在性质上有何异同?历史过程是不是客观存在的?是历史人物的精神、意志展现的,因而也就是无规律可寻的过程;还是不以任何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有客观规律可寻的过程?或者说,历史过程本质上是决定论性的还是非决定论性的?历史过程的客观规律性与创造历史的人们的主观能动性是什么关系?既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对每一代人们的历史实践活动的制约作用和后者对前者的能动改造作用是什么关系?历史过程中的继承性和变革性是什么关系?历史过程中的物质性因素与精神性因素或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什么关系?历史现象中的必然性与偶然性以及普遍性、特殊性与个别性是什么关系?历史过程是一元多因素和多样性的还是多元性的……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属于史学本体论的问题。 史学认识论是关于历史认识--既包括关于具体历史现象的认识,也包括关于一般历史过程的性质特点的总的认识,即史学本体论方面的认识--的性质特点等等的认识。诸如:历史认识从哪里来?历史认识过程中的主体与客体是什么关系?历史科学的认识与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认识有何异同?历史认识中的主观性与客观性,阶级性与科学性,相对性与绝对性是什么关系?关于历史过程的性质特点的总的认识与关于具体历史现象的认识是什么关系?历史认识具有什么样的社会功能?历史认识的是非得失的检验标准是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属于史学认识论的问题。 史学方法论是指关于历史研究的方式方法的性质特点等等的认识。诸如:历史研究方法与自然科学或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有何异同?历史学究竟是适宜于采用“艺术”式的、“个别描述”式的方法还是“科学”式的、“法则归纳”式的方法?自然科学方法或数学方法或其他社会科学方法究竟能不能,或在哪些范围内能够适用于历史研究?在历史研究的哪些层次上适宜于采用形式逻辑的归纳推理方法?又在哪些层次上适宜于采用辩证逻辑的归纳推理方法……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属于史学方法论的问题。 那么,历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这“三论”又是什么关系呢?我认为,史学本体论在史学理论体系中居于前提、核心和主导的地位;史学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在整个体系中则居于基础的地位。 这是因为:从一方面来看,任何史学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总是或隐或显地以某种史学本体论为其立论的依据或前提的。例如,无论你认为历史学的认识和研究方法与自然科学的认识和研究方法在根本性质上是相同的或是相异的,或是有同有异的,在你的心目中都必定有一个相应的立论前提,即你必然先已或隐或显地认为,这两类学科的研究对象本身在性质上是相同或相异或有同有异的;或者说,你只有证明了后者,才能使前者成立;而且正因为后者是前者的立论依据,所以它就必然要对前者起主导或导向的作用。如柯林武德主要是从史学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上强调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强调历史学家认识过去的基本途径就是“在他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也就是说,他主张的实际上就是所谓设身处地的领悟方法(the method of empathetic Understanding)。 他不但认为“历史学家不需要也不可能(除非他不再是一位历史学家)在寻找事件的原因和规律方面与科学家竞赛”,而且认为把适用于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概念引用于历史学“在近代有关历史的哲学思想中不仅是一种瘟疫性的错误,而且对历史思想本身也是一种经常的危险”。他的这些论点的立论依据和前提是什么呢?正是他自己关于历史过程不同于自然过程的本体论方面的观点:他强调“一个自然过程是各种事件的过程,一个历史过程则是各种(历史行动者的--引者)思想的过程”。①又如亨佩尔也主要是从认识论和方法论角度立论,不过他强调的是“历史学科与其他经验科学一样,只有借助于适当的普遍规律或是作为系统的有关假设主体的理论才能获得科学的解释”;他认为所谓设身处地的领悟方法“并不能保证它所引导出来的解释的可靠性,解释的可靠性取决于在进行经验概括时所取事实的正确程度。”亨佩尔的这些论点的立论依据或前提又是什么呢?仍然是他自己关于这两类学科的研究对象本身的共同性的本体论方面的观点:作为逻辑经验主义者,亨佩尔认为历史学和经验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都同样是“经验事实”或“感觉材料”。需要指出的是,逻辑经验主义者大都认为“经验事实”或“感觉材料”主要是指认识主体的经验或感觉而言的,因而他们所说的“普遍规律”也只是根据认识主体的经验而归纳出来的“普遍经验规律”或“普遍经验假设”,而不指事物本身固有的客观规律。因此他们的史学本体论包含着否认历史过程本身的客观实在性的思想。② 总之,史学理论的各种实例都显示,一定的史学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总是以一定的史学本体论作为其前提、依据和指导思想的。 从另一方面看,史学本体论的发展有赖于历史研究这个实践基础的支撑,而史学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则是最直接地联系着这个研究实践的。因此,史学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方面的任何进展都必然有利于史学本体论的发展。 当前,国内和国际上的新形势向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都提出了一些新课题,或具有新特点的老课题,需要史学工作者认真加以研究,其中一些问题还有赖于哲学工作者和科学哲学工作者共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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