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史学本体论既是关于社会历史过程本身的性质和特点的认识，因而也最容易感应社会历史进程本身的演变的激荡。社会历史进程本身的演变越剧烈，史学本体论领域的演变也会相应地剧烈。
    本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历史进程发生了空前剧烈的变化，而且这一变化确实给历史学造成了剧烈的冲击。对此，美国著名史家伊格尔斯和英国著名史家巴勒克拉夫和其他许多著名史家都曾作过精到分析。单就史学本体论而言，我觉得主要有两方面的影响值得注意。一是世界格局的根本变化：旧的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土崩瓦解；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和新独立国家的出现以及整个第三世界的崛起及其充满曲折的历史进程：伴随新技术革命而来的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新变化和整个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新格局的出现。在许多人看来，世界历史进程本身出现的这一系列根本性的剧烈变化都是出乎意料的，不但出乎普通人的意料，似乎还出乎所有大思想家的预料，而且还给许多的民族和无数的个人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因素。在这种历史环境中，“命运无常”的感慨很自然地会影响到千百万人们的社会历史观，也必然会以同样强烈的程度影响到许多历史学家的史学本体论。对当代史学本体论影响最大的另一个因素是上世纪末开始的科学革命。它把人类的自然界视野从宏观世界向里层推进到了微观世界和渺观世界，向外层推展到了无限宏阔的宇观世界。在这些人类的智力触觉初次进入的新世界里，人们发现了空前众多的不确定性。首先是量子力学的那些杰出的开创者们把“不确定性”当作定理而确定下来，从而对经典力学和几乎整个经典自然科学确认的“决定论”原则提出了否定，从而促使许多当代著名的自然科学家相信，自然界的各种现象本身并不存在因果必然性的或决定论性质的规律；人们只能用概率或统计的方法去大致地把握现象的某些趋势或出现频率。自然科学家中出现的这种观念的变化，除了源于现代自然科学的研究实践以外，显然也与他们同社会科学家共同生活于同样的当代社会历史环境之中因而难免有相似的社会生活实践感受有关，而且在这两类学者之间必然会发生相互感应和共鸣。
    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使当代西方的历史哲学界和史学界在史学本体论方面具有了不同于他们十九世纪先辈的特征：他们比他们的先辈更多地看到了社会历史过程受多种因素制约而带来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并且进而否定了他们的许多先辈坚信不移地把整个社会历史进程归结为以人类理性的进化为终极原因的演进过程的历史本体论观念；他们把那种历史本体论轻蔑地称之为“思辨的历史哲学”。他们中的许多人倾向于信奉另一种史学本体论，即社会历史过程本身无规律论；认为各种制约因素具有同等重要意义并且总是随机组合的多元论；以及认为各种社会历史现象总是偶然地随机地出现的非决定论；以及怀疑和否定历史过程的客观实在性的理论。③
    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不能接受这些史学本体论观点。我们根据自己切身经历过和正在继续经历着的历史进程，确信社会历史是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有其客观规律的过程，确信历史唯物论--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本体论的核心--所揭示的全人类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我们必须坚持这些已经和正在被历史本身证实的科学真理，并以此作为我们的史学本体论的基本观点。
    另一方面，我们在历史观--史学本体论方面确实面临着一系列需要认真回答的新问题或具有新特点的老问题。
    例如，我们一直把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理解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通过阶级斗争而推动五种社会形态相继更迭的规律。这种历史观和史学本体论决定着过去一个时期一切历史研究的课题和方法的选择取向和评价标准。应该充分肯定，这种理论框架有其合理性，而且在促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和发展，促进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方面，发挥过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
    但是，这样的理解是否已经穷尽了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内容呢？是否不再需要根据新发现或新出现的历史事实而加以发展呢？显然不是的。例如，怎样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把人类历史最终归结为从事自主实践活动的人们“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又怎样理解马克思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以“人的依赖关系”为特征和“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为特征和以“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为特征的这样三个大的“社会形态”或“阶段”呢；又怎样理解恩格斯把马克思和他创立的学说称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呢④？特别是，怎样回答历史和现实中提出的一系列新问题呢？例如，按照“五种生产方式”说，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制度都是各民族“普遍必经”的阶段，那么为什么事实上很难说有哪个民族由于本身的发展而依次经历过那样三个完整的阶段呢？为什么社会主义革命迄今都只是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取得胜利呢？怎样认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社会主义国家和非社会主义的第三世界国家以及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各自经历的曲折历程呢？怎样认识各民族从传统农业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共同规律和特殊规律呢？怎样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地位呢……这类问题都是有待于从历史唯物论--史学本体论的角度来回答的。
    我觉得只要我们紧紧联系历史和现实中提出的新问题去认真地从事史学本体论的探讨，我们就一定能够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史学本体论，我们也一定能够更全面地认识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及其相互关系，并从而促进我们的历史科学更好地适应开放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