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在史学方法论方面，当代西方讨论最多也最热烈的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与自然科学或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有何异同？特别是，历史学究竟是适于采用象柯林武德主张的那一类“设身处地的领悟方法”，还是适于采用象亨佩尔主张的那一类运用所谓“普遍规律假设”进行归纳推理的方法，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自然科学方法？伊格尔斯把这两种方法分别称为“悟释式的”（hermenenvtic）和“法则式的”（nomological）史学类型。⑨
    与两种研究方法之争紧密相联的还有两种编史方法或历史写作方法之争，即历史写作最适于采用“艺术”式的、“个别描述”式的、“叙事性”的方法，还是“科学”式的归纳推理式的方法？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编史方法之争也就是研究方法之争。这实际上是在西方学术界已延续了百年以上的关于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这一老争论在新条件下的继续。
    大体说来，西方的所谓传统史学家们多倾向于主张运用“悟释”式的研究方法和“艺术”式、“个别描述”式或“叙事性”的编史方法；而所谓新史学家则强调运用“法则归纳”式的研究方法和“科学”式的或归纳推理式的编史方法。由于后者主张的方法是自然科学和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的常规方法，所以这些新史学家又称为“科学的史学家”或“社会科学史学家”。他们之间的争论，有时竟达到水火不相容的激烈程度，不过呼吁互相兼容的呼声也日渐增多。但究竟怎样能够兼容，并没有从根本上找到答案。著名的美国计量史学家福格尔和著名的英国“传统”史学家埃尔顿合写的《两种史学观》一书，对这两种史学主张之间的根本分歧和争论焦点作了系统阐述；而且，两位著者作为当今西方史坛上这两种类型的史学的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在该书中进行针锋相对的争辩，可使我们十分具体地了解这一争论的生动内容。⑩
    前已指出，任何一种史学方法论总是以某种史学本体论为前提的。因此，史学方法论的分歧实际上也是以史学本体论的分歧为前提的。福格尔和埃尔顿一致认为，他们之间的分歧首先是关于历史学的研究对象的分歧。福格尔强调，历史学必须研究“群体”性对象才能获得科学结论。例如要探讨南北战争前的美国奴隶制的经济效益的高低，就不能只靠个别农场的资料去作个别描述，而必须对所有农场的一切能利用的资料进行大规模的数学处理和科学归纳；要估量当时的奴隶家庭关系是和睦还是冷酷，也不能靠斯托夫人的小说提供的那类个别性事例为据，而必须对当时女奴的初经年龄、婚龄、生头胎子女时的年龄等等资料进行广泛收集和大规模的数学处理，从而作出归纳判断。埃尔顿则认为，社会历史现象本质上是个体性的而不是群体性的，比如人们在历史上实际上只能见到一个一个的农奴，却见不到农奴制。他不否认数理统计方法或其他归纳方法在某些问题的研究上可以起到辅助作用，但是既然认为社会历史现象本质上个别性的、一次性的而非重复性的，因而也就是不可能概括为规律和法则的，从而也就认为只有个别性的探讨和描述的方法才是历史学的主要方法。埃尔顿特别强调，历史既然是一个个有个性的人们的行动过程，怎能把他们等同于一个个无个性的数字呢？又怎能把他们归入什么规律呢？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福格尔主张探讨的规律，还是埃尔顿反对探讨的规律，都只是单层次的统计性或实例归纳性的规律，而不是辩证逻辑意义上的因果必然性的规律，后面将对此作进一步讨论。
    分歧的源头既然在于本体论，当然也就需要在本体论上，也就是从社会历史过程本身的性质和特点上去寻求解决途径。
    社会历史现象中本来就存在着总体、部分、基本单元这样的层次结构和与之相应的普遍、特殊、个别的不同层次的规律。例如，我们若把封建社会作为一个总体来研究，就会看到其中包涵着东亚型、阿拉伯型、斯拉夫型、拉丁--日尔曼型……这样一些部分；每一类型的封建社会中又包涵着中国封建社会、埃及封建社会、俄国封建社会、英国封建社会……这样一些基本单元或个体存在。又如，我们若把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阶级作为一个总体来研究，我们就会看到其中包涵着佃农、自耕农等等这样一些各有其特殊性的组成部分，每一个特定部分中又包涵着张三、李四这样一些个体存在、对应于每个总体，存在着该总体及其包涵的所有的组成部分和每个组成部分中包涵的所有个体共同具有的普遍规律；每个组成部分具有相应的特殊规律；每个个体具有自身特有而不会在其他同类个体身上重复的个体规律。在这方面，社会历史现象与自然现象具有共同性。例如生物界中的门、纲、目、科、属、种、直到每个种中的每个个体。如果把研究对象从广到狭逐层推移，就会看到其中包涵着至少五个系列的层次结构和相应的五个系列的规律，如：门-纲-目、纲-目-科、目-科-属、科-属一种和属一种一个体，就分别构成五个总体一部分一基本单元的系列，和相应的五个系列的普遍-特殊-个别的规律。又如：若把原子作为一个总体来考察，你就会看到其中包涵着氢原子、氧原子等等不同的组成部分，每个组成部分中又包涵着无数原子个体；当然也会存在着相应的普遍、特殊、个别的规律系列。社会历史现象与自然现象本身存在着的共性，决定了研究这两类现象的学科在方法上应该而且可能互相兼容。但是，这两类研究对象的确存在着根本性区别。社会--历史科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类迄今所知的宇宙间具有最高度能动性的实体即人类本身的活动。人类首先是在物质性的生存活动方面，并从而在精神活动方面，都已进化到了迄今所知的宇宙间其他任何客观实体都无以相匹的能动性高度。这一总特点带来了另外两个互相关联的特点：一是人类活动的发展演进特性最强；二是人类活动的重复率最低。如果在本体论上确认这两个特点，就应该承认社会--历史科学在方法论上相应地具有不同于自然科学的两个特点：一是它必须具有强烈的历史感，注意考察对象的历史演进过程；二是它必须在考察对象的共同规律的同时，注意考察其特殊性和个别性的规律，否则他就必然陷入谬误。在自然科学中，迄今只有研究生物、地球、天体等对象的演化过程的学科需有一定的历史感和发展观。一般情况下，一个自然科学家无需有这样的历史感。特别是一个物理学家，他根本不必考虑公元一世纪的氢原子或氧原子与二十世纪的氢原子氧原子有何区别，也不必考虑北京、纽约或莫斯科的氢原子或氧原子有何区别，更不必考虑这个与那个氢原子或氧原子之间的个体差别。当然我不认为物理学家永远不需要考虑这些区别，我只是说在物理学发展的现阶段上他们一般无需作这样的考虑。因此，物理学家可以充分利用最适于处理变动性极小而重复率极高的对象的数理统计方法和一般形式逻辑的归纳推理方法。社会--历史学家就有所不同了。例如，他若是研究封建社会的历史，他当然应该把各个封建国家中的地主或农民当作具有共性的群体来研究。否则他就无从探寻共同规律，而只能作个别描述，他也就没有权利把他的学科称为一门科学。而只要他研究群体性、类同性现象，他就应该而且可能运用自然科学中常用的数理方法和一般形式逻辑的归纳演绎方法。另一方面，他却不得不同时顾及在各个封建国家，在同一个封建国家的不同地区，在不同的时期，地主和农民都具有不同特点，这一个和那一个地主或农民也各有特性。因此他必须承认数理方法和一般形式逻辑的归纳演绎方法的局限性。他需要寻求能够把总体、部分、个体这样三个层次的结构和与之相应的普遍、特殊、个别这样三个层次的规律及其相互关系考虑在内的科学方法，那就是辩证逻辑的科学方法。
    那么，历史学究竟是艺术还是科学呢？如果说，通常所说的科学是从个别中展示一般，而通常所说的艺术则是从一般中展示个别，那我们可以说历史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或者说，它既是科学性的艺术，又是艺术性的科学。因为它既需要从个别中展示一般，也需要从一般中展示个别。它展示的一般规律决不应是单色单调的僵死公式，而应是包涵着人类历史的全部绚丽多姿特性于其中的、经得起任何历史事实验证的、具有强大说服力的规律；它所展示的个别性既不是与一般规律无关的、绝对非理性的个性，又不是没有个体特性的一个数字或样品，而是既有规律性又充溢着个体特性的、其精神情感的感染力不逊于艺术作品的个性。优秀的历史著作既应能以理服人，亦应能以情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