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老等为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做的奠基工作，我们应予充分肯定。范老的创始工作固然有缺点，但不是主要的，而其成就才是主要的。今天的史学要前进，要解放思想，要大力学习外国有用的东西，这些都是正确的。但我们的创新是在继承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创新。不久前，学术界有“战时史学”的提法，用以指三四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并认为范文澜即其典型。持这一看法的学者的动机是出于推进当前史学工作，但其立论是否有据，值得商榷。“战时史学”的含义大致有二：一，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所写的著作，学术听从于政治，配合中心任务，是战时政治的附属物，自然谈不上学术价值。二，“战时”早已结束，这些著作早已过时，其学术方向也无价值。我们拿上述范老的成就来相比照，“走出束缚和禁锢”之说，岂不是等于抹杀老一辈学术业绩，否定在时代推动下中国史学所达到的新阶段，岂非不恰当地夸大范老等人在三四十代存在的缺点而本末倒置？如果按此“走出束缚和禁锢”之说，那么范老等人所坚持，并且成功地做到的革命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的治学方向，岂不是也产生疑问了吗？
    周溯源：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地位，我认为有两点必须肯定：
    第一，马克思主义引进中国史学后，使中国史学发生了深刻变革，许多观念、研究法、研究领域都起了重大变化。例如传统史学认为历史的主体是帝王将相，是少数英雄人物创造历史，推动历史前进，马克思主义史学认为少数杰出人物有重要作用，但起决定作用的是人民群众；传统史学认为压迫有理，造反有理，马克思主义史学认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革命有理，历次农民起义都是正义的；传统史学认为历史发展是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三世循环”，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作不出清晰正确的解释，而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人类社会的分析则洞若观火，认为人类社会的结构是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组成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人们的实践可分三个方面：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历史的发展规律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发展了，必然带来生产关系的变革，引起历史变革的最终决定因素是社会的生产力。这些是客观规律，是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传统史学是历史唯心主义，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历史唯物主义；传统史学主要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服务的，追求的是人类的解放、自由与进步，等等。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使史学真正成为科学，对历史的认识更客观、更深刻，从而更好地发挥了史学资政育人的社会功能。
    第二，马克思主义史学帮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毛泽东同志对历史的重视和运用，可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个问题。毛泽东认为革命政党要取得胜利，有三个必要条件，即具备革命理论、历史知识、了解现实。他一生实践中的成功决策，无不借鉴了历史的经验教训。井冈山革命时期，他坚持工农武装割据，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就是总结了历史上某些农民起义犯流寇主义的错误。1944年，抗战胜利前夕，适逢甲申年李自成失败三百年。毛泽东重视李健侯写的《永昌演义》历史小说，认真研读。重视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并作为整风文件，要求全党领导干部认真学习，避免重蹈“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的覆辙。1949年上半年，蒋介石集团为挽救垮台的命运，提出划江而治的方案，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打过长江，有朝一日卷土重来。此时国际上兄弟党某领导人也建议中国共产党划江而治。毛泽东断然拒绝，指挥“百万雄师过大江”，“不可沽名学霸王”，避免了使革命半途而废的历史悲剧。在进京前夕的西柏坡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号召全党同志继续保持艰苦奋斗、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他把进京执政比作“进京赶考”，一定要考好，决不能退回来，决不当李自成。由于借鉴了历史教训，从而头脑清醒，措施得力，避免了李自成“打江山18年，坐江山18天”那种悲剧。总之，每逢重要关头，都可看到毛泽东对史学的运用，史学对他的宝贵帮助。
    三、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推进史学发展
    同志们对如何正确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谈出了自己的心得体会。新时期思想活跃，是文化探索的新阶段，多种思潮与流派并存表现出学术文化的繁荣，但要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会上，有的同志就当前学术研究的一些现象，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苏双碧：最近看到一篇文章，说吴晗解放前写的《朱元璋传》还有学术性，解放后因为要为政治服务，所以再版的《朱元璋传》就没有学术性了，没有价值了。我查阅了有关材料，实际情况正相反。吴晗自己讲解放前他写《朱元璋传》，有两个目的，一是挣稿费，二是骂蒋介石，而且写在西南联大，材料少。因此他自己说：对这本书，感情极端坏，连看都不想看，很反感，唯一的办法是重写。解放后重写的本子重视了学术性、科学性，材料也充实了。写上述文章的人，可能并不了解这个情况。但却要这样说，是不是反映了简单否定解放后的学术工作的一种倾向。
    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先后出现两次文化讨论热潮。第一次文化热的主调逐渐演变为否定传统文化；第二次文化热主要是传统文化重新受到重视。
    文化热本来是繁荣中华文化，积极吸收外国的优秀文化的契机，对本国的传统文化有个正确的认识，对建造社会主义文化可以起到重要作用。但是，在第一次文化热中，讨论的声音和基调都向西方化倾斜。以至于一说到传统文化，就引起年轻人的反感。这种偏激的舆论导向，在青年学生中造成了一定的混乱。其实，从方法论上说，对任何文化都要抱着辩证的、分析的态度，外来文化有精华，也有糟粕。我们只有否定其糟粕部分，肯定其精华部分，才能减少一些片面，更接近客观实际。外来文化如何吸收，吸收什么，最好是采取百家争鸣的方针，通过比较进行鉴别。如果简单地一边倒，人们的思想就会受到禁锢。特别是青年学生，多听一些不同声音，不仅可以引导思考，而且可以避免那些偏激。
    九十年代出现了第二次文化热，这次文化热主要表现为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以“传统文化”为主题的研讨会接连不断召开，出版了许多大型的“国学”研究丛书。对于这次出现的“国学热”，学术界评价不一，有的人认为，“热”得不正常，是“炒作”出来的。特别是一些封建迷信读物趁机泛滥，应该降温，加以整治。还有的学者认为，在“国学热”中，出现一种“话语转换”，亦即批判激进主义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这种思潮从批判激进主义，否定革命入手，其主旨“关心的主要不是中国传统文化，而是反思整个中国近代史”，目的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起某种“侵蚀”和“解构”作用。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九十年代开始出现的重视传统文化是个好现象，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总体上应加以肯定。所谓“国学”热，只是传媒的一种形象说法，许多国学专著还无钱出版，根本谈不上热。至于重新使用“国学”这一概念是否妥当，只能说也无不可。严格来讲，“国学”含义并不清楚。它不过是表示中国学术的约定俗成的用法。中国传统学术包括哲学、经学、史学、政治学、军事学、自然科学以及宗教、艺术等内容，这些都包括在“国学”这一概念之中，含义很庞杂。其实，就文化学术这个范畴来说，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但都没有用“国学”这个概念来给本国的文化定位，特别是欧美各国，从文艺复兴以来，他们宣扬的是文化的国际化，向外国介绍和推行他们的文化，而没有把一些本国特点的学术文化称为“国学”，自囿于本乡本土。文化学术是历史的积淀，是人类的共同财富。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德国，但它并没有被德国人看成“国学”，而很快地向世界各国扩散，成为人类最进步的思想和理论之一。从这点来说，把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概括为“国学”未必科学。至于国学和马克思主义的体系，有人担心国学热会导致用国学代替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和国学不是处在一个层面的问题。二者不可能互相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