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历史，对百年来的中国历史学进行认真的总结和反思，不断更新观念，借鉴和吸收行之有效的新方法，中国历史学一定会有更大的发展。
    吴怀祺：世纪之交，史学工作者都在思考史学发展的课题，提出转型时期的史学问题。我认为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是我们的史学向什么方向转？怎样转？史学发展是不是还要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史学界许多同志，提出很多有益的意见。但是也要看到有一种观点认为，转型时期史学发展，可以不必再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这样的观点值得商榷。首先，这种观点在实际上，是把马克思主义与发展史学工作对立起来，没有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说明了史学创新的道理之所在。历史唯物主义从根本上说明人们对历史的认识要不断深化，李大钊同志曾指出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说：“根据新史观、新史料，把旧历史一一改作，是现代史学者的责任。”其次，当代史学史发展的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有活力、创造力的。近二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受各种考验，日益证明当代史学发展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当然，当代马克思主义也必须不断吸收中外文化中的精华，不断发展自己，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担当起指导新时期史学发展的重任。从考据风到方法论热、西方史学理论介绍热以及国学热、文化热等等，在各种思潮中，马克思主义史学要吸收新的东西发展自己，回答新问题。20世纪史学发展的事实，表明中国史学发展的主线，而未来的新世纪也只能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更大发展的时期。
    马金科：当前在史学研究中，如何排除某些西方非科学的思潮干扰，以马克思唯物史观科学地研究历史，推动史学研究向纵深发展，是摆在史学工作者面前的任务。特别是如何使青年史学工作者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研究历史，是21世纪的重要课题。
    应该提出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占主导地位时，不应该排斥其他以科学态度研究历史的史学与史著。特别是在现今改革开放形势下，更应该互相取长补短，因为科学是有继承性和联系性的，例如，早期郭沫若、吕振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代表作，就在很大程度上使用了当时新发现的考古史料；又如毛泽东的史学理论也是在系统总结中国社会性质与社会史论战基础上形成的。又如太平天国史的研究成就，是积累了近一个世纪的研究成果。21世纪是电子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史学必将面临新的挑战。实际上，史学仍存在着改革与发展的问题。
    刘桂生：回顾20世纪史学，我认为有两点很重要：一是回顾要充分认识20世纪的历史特点和史学特点，把握准世纪的特点再来总结史学，这样会看得深一些；二是对本世纪史学的反思要力求深透，最好的办法是从建设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用向前发展、走向21世纪的思路去回顾反思。
    先说第一点。20世纪与上个世纪相比，很不一样，先是两次世界大战，后来两个世界的巨变，第三世界的崛起等，这些大特征对我们理解史学关系重大。19世纪基本是平稳发展，小有波澜，因此进化论为人们接受很自然。20世纪大波澜来了，用进化论来理解显得不够了，理论上把握不住了，各种新思想都出来，由此引起观念等的变化。比如，历史学这个词是哪里来的？是舶来品。中国历来叫“史学”，从来没有“历史学”这个完整的名词，这就有大问题在里头。这个词是日本送来的，中国第一次使用这个词的是蔡元培先生。在欧洲传统上有两个词表示历史学，意思不大一样，一个侧重于从中得到借鉴，一个相当于总体的历史，它背后有社会学的背景，日本人把这两个意思合起来，送给我们历史学这个词，至少有亚当斯密、孔德、斯宾塞等人的社会学观念在里面。所以研究20世纪史学要把其中一系列观念的变迁搞清楚，要看到中外交融的深远文化背景。再举一个例子，有人说甲骨文救活了殷商史，但是谁救活了甲骨文？是不是就是因为有一个王懿荣老先生？王先生发现甲骨文不到一年就去世了，以后是刘铁云先生继续收藏。19世纪西方考古学已大大发展起来，接近西学的人接触了这些东西，刘先生家是三世西学，接受很多西学观念，他把这个意义讲出来，人们才认识了它的价值。所以是中西的文化交流救活了甲骨文。这也说明就史学解释史学，是解释不通的。
    第二点，回顾要一心一意以马克思主义为思考中心。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特点是受前苏联影响比较大。我们一直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误认为是史学理论，这就弱化了史学理论的建设。一提到马克思主义史学，我们就想到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设等，这都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哲学，与史学是两回事。在西方文化背景中，两者差别很大。我们以前编的马恩论历史科学的书，讲的都是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不是史学理论。历史唯物主义是史学思想的理论基础，但不等于史学理论。实际上，马恩论史学的东西很多，很丰富，建议北师大史学所编一部马恩论史学的书。中国需要这样的书，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也需要这样的书。我们象吸乳汁一样接受马克思主义，但爱之深更要思之切，要注意不能对之有误解，更不能用我们的误解影响了下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