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九十年代对传统文化日益重视，是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原因的。建国以后，我们在文化建设问题上走了弯路。特别是在“文革”中，一方面排斥外来文化，一方面反对传统文化，导致文化发展出现了深刻的“断层”。改革开放后，随着国门的打开，人们首先关注外来文化，这是自然的。但是八十年代的文化讨论，由于存在“全面批判传统”和要求“西化”的偏差，这就自然导致九十年代出现重新重视传统文化问题。这本来也未必是一件坏事。但是，任何事物都要有个度，有个标尺。任意肯定，任意拔高，就会泥沙俱下，或者出现新的故步自封，影响我们去吸收世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只有摆好传统和现代这个关系，对我们的现代化进程才是有益的。
    蒋大椿：解放后史学的问题出在本应向建设方向发展，应为建设服务，为建设而研究历史，但没转过去，仍然以阶级斗争为核心。这是虚幻的，影响了很多人。五十年代有所谓的五朵金花，六十年代基本是农民战争一花独放。当时一些高明的史家讲历史主义，就是从实际出发，从封建社会实际出发，为现实提供经验教训，但没能贯彻下去，因为无法跨越阶级斗争思想。当时凡是接受历史主义的史学家都很有成绩，凡是强调阶级斗争的，往往脱离开建设的实际需要。
    阶级斗争发展史是文明史主要内容，当然文明史不光是阶级斗争过程，也是统一的过程。有人讲告别阶级斗争，是愚蠢的。历史螺旋式上升，阶级斗争现在不是主要问题，但在历史上起过作用，对于塑造现代人的人生观也有价值。不能因为现在不是主要问题，就否定其历史上的价值。
    最近正在想这样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常出现的问题是教条主义，很难摆脱，这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问题，还是学习者的水平问题？教条主义是从哪里来的，研究历史应从哪里出发？比如五种生产方式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可马克思也经常讲我们的历史观是从现实的人出发，以现实的人为前提。如果离开这一点，可能变成无人式的劳动，成了幽灵。物质是基本东西，但是人创造的成果，研究物质生产及方式是对人创造结果的分析。如果按马克思主义讲的，既坚持物质第一原则，又考虑是人的劳动结果，就可能在具体研究中避免教条主义。
    王思治：过去，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存在缺陷，教条主义的东西比较多，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取代历史理论，用个别语句代替对具体问题的历史分析，对马克思主义讲到的研究历史的范畴重视不够。马克思主义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是历史的主体，但人是有思想的，由此就产生一系列问题。如社会规律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的东西，而社会规律是由人来实现的，不同于自然规律，那么同样的社会规律，由于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不同，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就会有不同的结果，对此马克思主义有许多规范，如存在决定意识、阶级属性等，但个人作用到底怎样体现？比如，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偶然怎样体现历史的必然过程？再比如，史学工作者本身有主观知识结构，有自己的价值取向，这些对认识客观历史有多大影响？这些我们研究得都很不够。很多马克思主义史学提到的历史研究范畴，我们没有认真研究，把丰富多采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简化为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阶级斗争等几大块。所以我认为，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还要从它本身的范畴开始，进行科学的研究总结。
    宋德金：新时期以来，由于政治上出现了较为宽松的局面，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摆脱了以往的框框，更加接近了马、恩原意，在史学理论研究上进行了新的探索，并有所突破。许多“禁区”被打破，史学研究领域有了很大拓展。先是“文化热”，随后是社会史研究。文化史、社会史研究，目前仍方兴未艾，还有发展下去的趋势。
    外国史学理论、方法的引进与运用，是新时期史学的一大进展。近十多年来，“三论”等自然科学方法及比较史学、计量史学、心理史学、跨学科研究等引进许多学者的兴趣，有的学者还试图运用这些方法从事具体问题的研究。尽管对于如何评价这些方法，还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就改变我们过去那种闭塞状态，增加对外面情况的了解这点，史学界取得了共识。在运用这些方法，特别是在跨学科研究上已经发表了一些成果。如新近出版的白钢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体现了政治学与历史学、法学、民族学的结合。龚书铎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也就历史学与社会学的结合作了尝试。汪征鲁著《魏晋南北朝选官体制研究》，据作者称，在研究方法上，除了采用传统的考证方法、典型史料的定性方法之外，还采用了系统的方法。这部著作还是很有分量的。至于单纯利用“三论”方法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目前还不多见。在诸多方法中，比较、计量、心理、跨学科等方法，在国外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正在逐渐为我国一些学者所接受和采用，它们应该是有前途的。当然，在运用新方法过程中，有的作用对相关学科缺乏足够的驾驭能力，有的显得牵强，不是那么得心应手。由于这些尝试和探索刚刚起步，存在一些缺陷，是难免的。
    普及历史知识，发挥史学社会功能，也是新时期历史学的一个趋势。在一个时期，一些学者忽视史学普及工作及史学社会功能的发挥，史学研究成果传播的范围很小，作品不讲文采，缺乏可读性，也影响了社会功能的发挥。这种状况正在改变。其原因：一是市场经济使然；二是史学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促使他们的观念在变化。当然，不是大家都去从事普及工作，但它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不可缺少的，应该受到重视。就是高深的学术著作也应写得好读一些。
    近十多年来，史学界对当代西方史学理论比较关注。而认真总结苏联史学发展历程，对我们来说，也很有必要。过去我国史学曾受过苏联史学的很深影响，从发展历程上，也有相似之处，我们应注意汲取他们的成功经验，避免他们的弊病和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