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夏商周考古学文化研究
    1.夏文化的探索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夏代是第一个“大人世及”的家天下王朝。从考古遗存中分辨出属于夏王朝的遗存，进而开展夏文化的研究，对于认识中国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以及中国古史分期等问题，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考古学者和历史学者，都对夏文化极为关注。通过十多年的研究和讨论，目前对夏文化的问题已经取得了相当多的共识，但由于学者们对夏商文化是否同源、夏商年代如何划分这类问题认识不同，相互间仍有较大分歧。有关研究者围绕二里头文化是否全属夏文化、二里头文化各项遗存间的变化、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冈文化之间的变化与夏商王朝间更替的关系，以及二里头文化反映的社会发展水平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
    与夏文化探索密切相关的另一重要课题是夏代东夷文化的确定。根据古史传说，夏代的山东地区是东夷族群的活动地域。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对这一地区的夏代遗存几乎是一无所知。通过70年代末期以来山东和邻近地区的发掘与调查，确认了岳石文化是一种晚于龙山文化、早于当地商文化的年代相当于夏代的青铜文化，基本弄清了该文化的面貌、分布和影响范围，了解到这是一种与二里头文化东西对峙的强大文化实体，丰富了对东夷文化的认识。
    2.商文化研究
    商文化遗存在过去十多年间屡有重要发现，这些发现对于商文化的渊源、编年、分期、分区及其传播和影响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建立商王朝的商人来自何方，是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共同关心的问题。按照传统的说法，商人起源于中原的东方。近十多年来，有学者提出商人起源于豫北冀南地区。
    在商文化的分期编年上，由于商代前期都城偃师商城的发现与研究，为商文化的分期编年提供了一个新的基点，有助于正确认识夏商之间的文化关系，促进夏文化问题和二里冈商文化的深入研究。而继殷墟妇好墓以后在殷墟发掘的一批保存完好的殷墟晚期铜器墓，则为商代铜器研究提供了一批以前缺乏的商代后期偏晚阶段的标准器群，它们与属于商代后期偏早阶段的殷墟妇好墓一起，构成了商代后期铜器墓及晚商文化分期断代标尺的重要环节。1991年殷墟花园庄出土的大量具有独特风格的早期甲骨，是继1936年和1973年发现大批甲骨后的最重要发现，对甲骨文的分期断代和商历史的研究都有重要意义。
    商文化的分期及方国研究方面也有重要发现。陕西西安老牛坡遗址和耀县北村遗址的发掘，使人们对陕西关中地区商文化的面貌有了较清楚的了解。通过对河南罗山莽张、山西灵石旌介、河北定州、山东滕州前掌大等商代方国贵族墓地的发掘，为研究商王朝方国氏族的分域，提供了重要材料。
    3.周文化研究
    周文化研究在过去十多年间的收获较大。首先是对于周文化及其渊源的认识，提出并探讨了“先周文化”的问题。其次是周代前期文化分区及分期的研究。山西曲沃曲村晋国遗址、北京房山琉璃河燕国遗址、山东曲阜鲁故城和兖州西吴寺遗址、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和三门峡虢国墓地等项重要发掘，修正了过去的一些不正确的认识。其三是周代后期周文化的研究。晋文化是直接继承西周的文化，是春秋战国时期周文化的主体。这期间山西曲沃曲村晋国遗址、闻喜上郭遗址、侯马新田遗址的工作，以及太原金胜村251号大墓的发掘，有助于增进对晋文化形成、特征和分期的认识。
    楚文化研究一直是考古界的一个热门课题，先后有湖北江陵马山1号墓、荆门包山2号墓、河南淅川下寺楚墓群等发现和发掘，根据这几处及其他年代较明确的楚墓，并通过对江陵雨台山和当阳赵家湖楚墓群的分期研究，楚文化墓葬的分期断代问题已基本解决。此外，还先后发掘了若干早期楚文化遗址，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楚文化形成及来源诸问题。
    4.夏商周时期边区青铜文化的研究
    甘青地区的考古发现，揭示了该地区齐家文化、四坝文化、卡约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等的年代分期及相互关系等问题。
    北方及东北地区除了对早已发现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西团山文化作了进一步的较为全面的研究外，还发现和辨认出年代相当于夏商时期的朱开沟文化和商代后期的魏营子文化。
    东南地区最为引人注目的考古发现是江西新干大洋洲大墓。该墓出土的大量精美文物，反映了商文化与吴越文化间的密切联系。分布于苏南、皖南一带的湖熟文化和吴越文化也有不少新发现，对这些文化的分期、文化构成和文化源流等问题，都有不少研究成果。
    西南地区在四川盆地发掘了广汉三星堆、成都十二桥等多处青铜时代遗址，基本建立了成都平原从三星堆文化到十二桥文化、巴蜀文化的发展序列。云贵高原的石寨山文化在此期间也发现了一大批墓葬，并在该文化的年代和类型等问题的认识上有了长足的进步。西藏地区，通过对拉萨附近曲贡遗址的发掘，首次发现了一种年代可早到夏代晚期的青铜文化，该文化中青铜器的发现，使人们有必要重新估价西藏的文明进程，并进而探索青藏高原与西北地区源远流长的文化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