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宗教遗存的考古研究
    近十多年，宗教遗存的研究以佛教石窟寺和地面寺院塔基的研究最为重要。石窟寺考古是中国历史考古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经过多年实践，总结出了利用考古学的方法，即使用地层学与类型学的方法来调查、测量、发掘、记录（包括文字的图象的）石窟的全部内容，然后对窟形、造像、壁画等进行类型组合关系的排比和编年分期研究，使石窟寺的历史、宗教、艺术研究建立在坚实的科学基础上。运用这种方法对云岗、龙门、郭煌莫高窟、响堂山、天龙山、巩县和新疆克孜尔、库木吐拉等石窟做了大量考古工作，取得丰硕成果。将石窟寺研究纳入历史考古学的轨道，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石窟造像的“凉州模式”向“平城模式”过渡，南朝龛像与地面寺院影响到中原北方石窟造像等中国石窟区系的重要理论都是在此基础上提出的。这不仅是宗教史的问题，也是中国政治史、文化史上的重大问题，没有科学的考古工作基础，便无法达到这种高层次的学术水平。
    塔基的发掘近年已逾70余座，大部分是有纪年的。从北魏至明清，塔基形制与供奉物品的变迁具有鲜明时代特征。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基的发掘影响最大，该塔是唐代皇室建立并供奉的，出土的各种遗物都代表着当时工艺技术的最高水平。
    （九）中外文化交流的考古发现和研究
    中外文化交流的考古主要是通过在国内各地发现的外国遗物来进行研究：一是通过对遗迹遗物的研究进一步阐述中外文化交流的内容及历史影响；二是通过遗物发现的地点来恢复古代的交通线，也就是近年国内外所关注的“丝绸之路”的研究。
    关于中国境内“丝绸之路”的具体路线，文献虽有记载，但有些地段不很明确。海外遗物在各地点的发现，证明了不同历史时期交通线的变化。从长安到河西有南北两路：南路经扶风、天水、兰州至武威；北路经彬县、平凉、固原至武威。出敦煌或安西，在新疆境内分南、中、北三路西行，南路经若羌、于田、和田至喀什；中路经哈密、吐鲁番、焉耆、库车至喀什；北路则自哈密，经吉木萨尔、伊宁西去。从河西至新疆是汉唐以来通西域的主要路线。
    北方草原路是从新疆哈密经内蒙古额济纳旗（汉居延）东至河套，沿北魏六镇，经山西大同（北魏之平城和辽金的西京）至朝阳（十六国之龙城，北魏、唐之营州）。这是横贯欧亚大陆的一条很重要的交通线，特别是在北魏和辽的时期尤为繁荣，是沟通中亚、西亚乃至东北亚朝鲜等地的动脉。
    海上交通线的开辟不迟于陆路。广州、泉州、宁波（明州）和扬州是古代著名港口。广州是秦汉至近代经久不衰的外贸口岸，汉魏六朝以来，自广州北上取官路经英德、曲江，翻大庚岭，经赣州、九江至南京（建康）；或过骑田岭，经郴州（桂阳）、长沙（临湘）至江陵或鄂城。
    在这三条路沿线分别发现了由海外输入的镶嵌玻璃珠、蚀花肉红石髓珠，焊堆掐丝工艺的多面金珠，镶嵌宝石、青金石和金刚石的戒指、项链等首饰，金银器、玻璃器、伊斯兰釉陶器、波斯锦和罗马、萨珊、阿拉伯的金银币等等。中国发现的这些海外遗物多出于有纪年的墓葬和塔基中，对于研究国外收藏的无明确年代的同类遗物是极好的比较资料。扶风法门寺唐咸通十五年（874年）塔基出土的伊斯兰玻璃器就是世界上年代确切的早期伊斯兰玻璃的标准器。
    西南方的中外交通路线考古也有重要发现。西藏吉隆县阿瓦呷英山口摩崖上发现的唐显庆三年（658年）《大唐天竺使出铭》碑文阴刻楷书24行，残存220字左右，记载唐使王玄策率刘嘉宾、贺守一等出使天竺，历尽险阻，经“小杨同”过吉隆时的勒石记事。这是王玄策第二次出使天竺时所刻。这块碑刻证明了王玄策两次出使天竺皆取道西藏，经尼泊尔至印度，是极其重要的发现。
    （十）出土文献资料的整理研究
    最近十多年来，出土文献的整理研究取得很大成绩。无论是过去已有相当积累的殷墟甲骨、商周金文、历代碑志及简牍、玺印，还是前所未见的周原甲骨、侯马盟书、马王堆帛书，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都远远超过以往的发现。整理研究的主要特点是，同田野考古更加密切的结合，注意出土时的层位和组合关系，并且力求对各类资料，特别是文书档案和已佚古籍，进行比较彻底地整理，以便真实地恢复其原貌，进行系统研究。已出版的重要专著有《甲骨文合集》（13册）、《小屯南地甲骨》、《殷周金文集成》（18册）、《侯马盟书》、《包山楚简》、《睡虎地秦墓竹简》、《银雀山汉墓竹简》、《马土堆汉墓帛书》、《居延汉简甲乙编》、《居延新简》、《敦煌汉简》、《吐鲁番出土文书》等。分省汇集的《新中国出土墓志》也已开始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