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顾过去十多年来中国考古学研究取得成就的同时，也感到在学科发展中尚存在着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
    1.考古学理论研究薄弱。由于近代考古学在我国兴起较迟，大量的田野考古工作和基础性研究主要是在解放后进行的。随着综合研究的逐步开展，理论性研究开始受到众多考古工作者的重视，并且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总的说来，有关考古学理论的研究亟待加强，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国外考古学理论大量输入，如何评价这些理论，并从中汲取一些合理的成分，是考古学界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此外，历史时期考古学的理论研究薄弱。这一情况如不改变，势必会影响到中国考古学的健康发展。
    2.边远地区考古亟待开展。目前，无论是史前考古学或历史考古学都是以黄河、长江流域的发掘和研究为中心，力量配备较强，投入较多，使这些地区文化序列和其他相关问题的研究取得了较大成绩。边远地区的发掘与研究，虽然比过去有所重视，但仍严重滞后，应予改变。
    3.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尽管已具备相当的基础，近年来在研究方法上也有所进步，但涉及面仍比较狭窄，理论建设和分支学科建设仍很薄弱，实验考古研究进展缓慢，大多局限于以遗物为研究对象，很少注意对复杂遗迹和人类行为的详细考察。这些已严重影响到学科的发展水平。当前的关键问题是，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田野发掘方法亟待改进，专业人员的业务水平也有待于提高。
    4.新石器考古学田野发掘整体水平尚需提高，特别要提倡多学科的合作及其综合研究，做到在发掘过程中更加全面地收集各种信息资料。在文化发展序列已基本建立的地区，提倡有计划地重点发掘，获取高质量的成果。边远地区则应加强基础性工作，争取尽快建立起文化发展序列，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展我国边远地区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古文化关系方面的研究。要提倡从中国文明起源的高度去考虑中国史前考古的问题，只有如此，才能从整体上提高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学术研究水平。
    5.夏商周及秦汉以后的历史考古学研究，都存在如何从考古资料出发、正确对待文献资料的问题。这实际上是历史考古学的研究方向和方法问题。我们既要避免脱离文献、单纯分析考古资料的倾向，又要避免对考古资料未作认真研究，便轻率地联系个别文献，妄作主观臆测的倾向。同时，还要避免将研究局限于“解经”和“金石证史”的范围。历史时期的考古研究，应发挥考古学对象的优势，利用考古学的方法，从新的角度提出和研究问题，与历史学的研究相辅相成，取得新成果。
    6.在古代城市的研究中，历代都城遗址的勘察发掘开展较多，对地方城市遗址和聚落遗迹则注意较少，它们之间相互关系更缺乏研究。都城的研究又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田野工作多，城市的基本布局已清楚，对如何进一步深入发掘研究其城市的内涵，缺乏认识，使工作停滞不前；另一种是在城市基本布局不清的情况下，盲目发掘个别遗迹，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致使遗址的保护工作都受到影响。这两种倾向均应改正。
    三 对本学科“九五”规划的建议
    根据中国考古学科的发展现状，充分考虑最近十多年来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现对“九五”期间中国考古学的学科规划提出以下几方面的建议：
    （一）总结中国考古学的已有研究成果，编写能够体现现阶段我国考古研究水平的重点著作--多卷本《中国考古学》。撰写高水平的大部头考古论著的条件已基本成熟，应该组织力量抓紧进行，早日完成。
    （二）旧石器时代考古方面，进一步改进田野工作方法，提高发掘与研究水平。要将研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对整个遗存的分析和对人类行为的考察方面来，积极开展旧石器时代文化区、系、类型研究。应组织力量寻找距今800-200万年之间的古猿化石，探索亚洲在人类起源上的历史。加强旧石器时代考古人才的培养。
    （三）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方面，继续探索早期新石器文化，研究中国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过渡问题。要重点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的课题。还要加强边远地区的考古工作，特别是新疆、西藏、东北和西南地区。
    （四）夏商周考古方面，应克服研究工作中公式化、简单化倾向，更加全面地认识当时社会结构的复杂情况。注意等级制度和礼制的研究。要特别加强关于周代考古学的开展和研究，这是中国古代社会历史上带有关键性的重大课题。进行田野工作时，尤应加强若干薄弱环节。对重点遗址要有计划、有目的的进行发掘，以取得关键性的资料。
    （五）古代城市的考古研究，首要课题是对新石器时代的诸多城址及其相关聚落遗址进行系统考察，探讨中国古代城市的起源。其次是研究商周时期城市的发展，特别是从商周王都和方国城址到东周列国都城功能的变化。秦汉及其以后时期，则应在更有计划地进行都城遗址细部考察的同时努力抢救濒临破坏殆尽的地方城址。